驚爆連連的9月終於過去，10月的全球金融市場會否仍是腥風血雨猶有變數，金融危機並未脫離險境。但現下的景況是，眼看著美國民眾在危機罩頂下，很不情願地接受了經濟大蕭條以來美國政府最大規模的金融市場干預計畫；我們的政府竟想藉此危機當頭的氛圍，強推無關救急、卻有重大爭議的設立主權基金及大降遺產贈與稅等財經政策。這種「挾危機以令天下」的作為既不道德，更且後患無窮，還將牽延因應金融危機的資源及時機；奉勸國民黨政府要急所當急，不要重蹈十年前亞洲金融風暴的覆轍。

從這波金融危機的主要層面看，如房地產價格波動幅度、房屋貸款餘額成長、逾期放款比率走勢及利率、匯率的雙率水準等，台灣不算是這波金融危機的重災區。就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初起時，台灣總體經濟因有外匯存底及穩健財政的防護而受傷較輕一樣，當時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還得意洋洋地大力宣揚，卻也因此輕忽了金融危機的後座力。結果，亞洲金融風暴爆發的次年，台灣就發生本土型的企業財務風暴；並因企業紓困浮濫而導致金融體系不良債權激增，進而引發更廣泛的信用緊縮，限制了經濟活動，促使政府設立金融重建基金（RTC），以數千億元的公共資金移除金融體系的壞帳，方逐步重建金融機構的資金中介功能。

這個代價高昂的過程，國民黨政府不該因政黨輪替而從記憶中抹殺；反而更應深刻體認到，儘管當前的台灣經濟似乎僅是抵受全球資產價格調整、外資撤退、跨國金融投資損失的短期股匯市震動，整體情勢看來不像美國那般岌岌可危，但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衝擊才要開始，挑戰將一個接著一個出現，而且會是一個比一個嚴苛。

首先是國際金融情勢尚未穩定。美國金融紓困法案過關，大型金融機構的融資困境並未因此立獲紓解；而在未來45天中，美國財政部將擬定執行細節，任何風吹草動都將引發市場騷動。於此同時，歐洲金融體系的地雷則還沒有爆完；至於亞洲，雖然展現了抵禦外資撤離的彈性，但近期韓元劇貶，已帶來不安。因此，各國央行仍須保持高度警覺，保證金融體系的流動性需求獲得滿足。對台灣而言，目前整體流動性充足，但個別差異極大，值此信心脆弱之際，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要避免讓個別問題擴大成市場問題。

再者，從亞洲金融風暴的經驗，儘管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充足，但在市場風險及信用風險的雙重壓力下，實體經濟將無可避免地受到信用緊縮的衝擊，中小企業及景氣能見度低的產業將是首當其衝。政府此時或無可避免地啟動紓困機制，但應從前次經驗記取教訓，要儘量建立客觀、可辨識的篩選標準，避免行政指導下的紓困，成為金融機構壞帳激增的藉口；政府現下還要努力的是，擴充中小企業信保基金的承保規模，用實質的預算資源及長期累積的專業經驗緩和信用緊縮，否則只是風險的轉嫁，危機依然存在。

更大的挑戰是，全球經濟幾可確定將衰退，問題是衰退幅度有多嚴重，又會持續多久，但政府對此尚無全面性的思考與對策。長榮集團總裁張榮發上周做了「要壞三年」的預測；儘管這是大家都不願見到的結果，但以日本通縮十年的經驗，卻不能不防。目前政府經濟政策的核心應是減緩衝擊，讓大波動成為小波動，並縮短不景氣期間。

以台灣經濟現況而言，當下最值得關注的還是外部需求減弱及市場重心的東移，雙率仍有使力空間；至於可操之在我的內需，財政政策的運用無可避免，也將擠壓其他政策，這個選擇必須事先想清楚，並能向民眾清楚地表達。這樣一個選擇，不只代表政策方向，更在展現政府對當前危機的掌握能力，建立民眾對政府的信心；而這樣一個信心，正是恢復景氣擴張所最需要的。

可是，政府雖然看到了危機，卻沒有急所當急；反而於此時推出尚有很大討論空間的爭議政策，形同利用危機逼迫民眾接受；例如這幾天引發各方撻伐的主權基金，又如賦改會討論中的遺贈稅，竟要一舉降至10%。遺贈稅調降或有助資金回流，也確是重要議題，但論優先性，明年底落日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退場方案更高，因其直接攸關企業投資意向，卻是至今無影；政府捨此就彼，實予人「時機上故意」之疑，更生反感，也再挫政府威信，實是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