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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2/25 19:16:14瀏覽1399｜回應2｜推薦16 | |
| 貧窮女貴族行_向大師學習 2/25/07 6:55:56 pm 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貧窮女貴族行_向大師學習 在寒冷約零下九度C的天氣出門真的是一種折磨，終於我想到了一個方法，就是把所有可帶的衣服都穿在上面。所以呢，最後出門時，我的身上穿了兩條牛仔褲，三件薄上衣，外加一件毛衣及外套，最後再以一件毛衣作為圍巾。喔，對了，腳上還穿了三雙襪子呢! 真佩服自己的聰明才智，那麼今天就去見見同樣具有聰明才智的前輩吧! 諾貝爾博物館就在斯德哥爾摩的舊城區(Old Town)，下了Gamla Stan地鐵站往左邊上坡路走，經過了德國大教堂，走沒多久就到了大廣場，而諾貝爾博物館就在大廣場的旁邊。這地方雖然叫作大廣場，但是其實非常地小，跟別處的廣場而言，這地方僅能稱為迷你廣場。而這個德國大教堂其實也是蠻小的。 事實上，整個舊城區從地圖上看來就大約1公里平方的面積而已。不過，在嚴寒的天氣下，你實際上走的話，卻會覺得很遠。這不就是愛因思坦為了解釋相對論曾舉過的一個例子嗎?跟一個美女，你會覺得時間過得比較快，而坐在火爐上，你就會覺得一秒都難耐。 瑞典與德國同屬於日爾曼語系，早期北歐跟德國在挪威還有一處相當有名的貿易場所—畢爾根，現在還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也難怪，我觀察在斯德哥爾摩的舊城這地區的房子，都跟我在德國看到的很像，前面不是還提到過經過一個德國大教堂呢！ 諾貝爾博物館一進門就有告示牌，上面分別列出2006年的各項諾貝爾獎得主。 此外這期的特展則是展出文學獎得主—邱吉爾的畫作。其實邱吉爾的畫作並無特別之處，不過本著對邱吉爾這樣人物的好奇，特別是邱吉爾這樣一個常期患有憂鬱症的傑出人士，他的畫作也許可以透露出一些他的遊歷，還有內心的世界。 博物館內還有一些實體展覽，以及訪問得主的記錄片放映。當中親眼看到那些得主在提到他們在這一生所遇到的挫折，不免有一些感觸。 其實，當這些人拿到諾貝爾獎的桂冠時，多半已經是人生生命的盡頭。說起來，人生經歷到此，再來一項榮譽，好像也不代表什麼了。 我記得在每次拿到階段學位的過程中，我並不感到特別的興奮，甚至於畢業典禮都沒去參加。我覺得最快樂的時光其實是在過程的那一段，而不是終點的那一段。當別人都替我高興時獻花道賀時，我反而覺得為自己感傷。有時後我寧可還回到以前很單純的研究生涯。 跟我很熟的徐教授更肯切，他說他其實最需要經費與肯定信任的時候都是在研究早期，那時候如果有一小筆經費都足以讓他無後顧之憂地從事他認為要進行的研究。但是等到後期，即使已經拿到諾貝爾獎，其實也早就得過不少的榮耀了，這種獎對晚期來說只是錦上添花，不若早期雪中送炭重要。 他甚至於還開玩笑地說---他一輩子才不會想得諾貝爾獎呢!因為一得了獎，人家就叫你捐金子，還有精子…. 有陣子中國想效法日本誇下海口說，要以訓練奧運得主的方法開始訓練諾貝爾獎得主。關於像日本的這種心態，其實楊振寧有次就很感慨地說:「要讓全世界的中國人幸福，是要讓中國的經濟起來的人，而不是諾貝爾獎得主。」 雖然自己的心情也是跟徐教授一樣，特別是在科學的研究過程中，原本就不是單打獨鬥的。不過我一直是蠻喜歡看一些這些得主的身平傳記，想知道他們是怎麼來理解這世界，而且他們的理解至少是被現世認為是高明的。 博物館沒逛太久，倒是沉浸在博物館的書店許久。首先書店的結帳櫃台就是一排很醒目的帕幕克的全部作品。有機會翻到帕幕克的原文版，我仔細地翻看著我剛看完的「我的名字叫作紅」，比較原著與譯本的差異。英文版的字句十分流暢，果然像是一首歌曲一般地具有音樂性。我又挑起了實際得諾貝爾獎的那本—伊斯坦堡-一個城市的記憶。 這次接觸到帕幕克的文字相當地奇妙，覺得十分神奇與有緣。我記得那時候我正在準備幫村上的讀書會導讀張系國的「不朽者」時，研究其文章的架構還有符號學的相關性，當時恰好遇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宣佈，而我也剛好在好奇之下在書店翻閱了「我的名字叫作紅」，發現了此書的架構與張系國的「不朽者」的符號學文章寫法十分神似，而又更出神入化。再加上帕幕克的長相又有點神似「安哥」，其文章之細膩綿密與想像力也跟安哥的文字很像。 於是在種種的巧合下，我一頭地栽進了帕幕克所構築的世界。 在書店中翻閱著「伊斯坦堡-一個城市的記憶」這本書時，又被帕幕克兒時的純真稚容所吸引。其實在許多帕幕克年長後的肖像後，有時還會看到他像稚兒般地純真眼神。或許，不僅僅是文字，而是全世界的人，也被帕幕克的眼神所吸引。他們讀到的也許不是帕幕克的文字，而是從他眼神中所反映的一個城市的記憶。 這難道不是一個更直接的過程嗎? 如果伊斯坦堡的記憶是透過帕幕克的眼睛進入，那為何我們還需要去看那間接的文字，直接看那眼神不就得了嗎?如果以後人類的潛能能進化到看你的眼，就知道你眼中的多維世界，那麼到時候所有的文字與語言都是多餘的。到那時人更加渴望去看更豐富的眼中世界，直接透悉你的想像靈魂。那麼到那時後，還會有人看那靈魂的副產品—文字嗎? 那麼，到那時候還會有諾貝爾文學獎嗎? 而諾貝爾獎也可能成為另一項原罪。像是 1948 年諾貝爾獎得主的瑞士化學家穆勒(Paul Hermann Muller) 就是發現 DDT 能夠有效對付多種害蟲，而且安定不易分解，因而得獎。然而其後幾十年，DDT 被大量地應用在農業上，結果發現其毒性經久不易分解，最後更經由食物鍊回到人類身上，嚴重危害到整個生態系統和人類的健康，最後遭到禁用，這可能是當初所始料未及的。 我另外買了一些有趣的書，其中一本是叫作「Writer‘s Block」，是一本長得像摩術方塊的書，大小大約五公分立方。依照出版編輯者的大意是說，他認為即使是作家也會遇到寫不出東西的瓶頸，這時後這本「Writer‘s Block」中的一些小建議，或一些密方，或許能讓你有東西可寫。我翻了翻，當中是有蠻多像是作文題目般地，建議你可以寫那些題材與內容。 諸如，你可以想像一對在床上的男女爭論對話的內容；或是你可以想像一隻狗對著花看時，內心再想什麼…….. 我買下了這本書，大致上翻閱了一遍，問題不在於你有沒有寫，而是在於你有沒有把他寫好。如果要每個想像都寫下，那的確是有很多，但是重點是你可不可以寫得很高明，你寫得有沒有讓人共鳴，或是讓人耳目一新。如果有的話，你的文字才有獨特性。不然你可能只是個文字匠而已。 所以旅遊手冊可能可以只買一本，因為裡面記錄的必要資訊可能大同小異。但是旅遊散文可就不同了，每個人到某地的感想都不同，會有人的好惡與情感在內，會有作者所要表達的情緒揉合在文字內。 我之前看過旅法畫家陳錦芳的巴黎日記時，他就提到，其實到巴黎要畫畫不難，隨時都可以背起畫架到各處去寫生與擬摹。但是如果要成為一個出色的畫家，就需要找出自己作品的特色。如果一個藝術家，或文學家或什麼的，一輩子不能找到創作的特色的話，那麼他就要打消成名念頭，頂多把藝術當作閒暇娛樂。 每個人的創作特色，一定要靠時間去摸索，不在於線條精細與否，像你看到這些名家到最後都因為有著強烈的自我特色，而為世人所認同。不過看過這麼多西方藝術，感覺好像比較容易看出西方藝術家呈現強烈的個人獨特色彩。而中國畫方面比較少有這種個人色彩在內。倒是書法，個人色彩就比較有得發揮，似乎這也是東西方文化藝術的差別。 我還挑了一本 198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Bishop 的自傳:How to win the Nobel Prize。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畢夏普(J.Michael Bishop) 及法姆斯(Harold E. Varmus)兩位教授，即是因在 1976 年分離出雞禽類的 RNA 腫瘤病毒中的致癌基因，同時證明這些病毒的致癌基因也存在人類正常的細胞中。這些發現成為癌症研究的重要典範，也主導了往後癌症研究的方向。 往後經過許多分子生物學家和癌症學者的努力，癌症的研究終於露出了令人期待的曙光。原來細胞生長的控制，有著類似油門和剎車一樣的機制。細胞上也有一些訊號處理的元件，這些像是陣列天線般的接收器或發射器，用來收發生長或停止的訊號。但一旦這些接受器不正常收發訊號時，細胞生長就有可能失去控制而不可收拾，進而演變成腫瘤。若更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這些都牽涉到某些基因的損壞或突變。而基因正是以數位的方式存在，這就像是書中或字串中的某些字元被誤植、或破壞。既然是數位的，我們就有機會將它修正回來。 在特定情況下，人體健康細胞中的正常基因可致癌，這些基因稱為癌基因。癌基因平時控制細胞的生長和分裂，但它們若被入侵病毒吸收或受到化學致癌物的影響，可以轉變成能致癌的基因。這個在70中期進行的研究還得到兩個同事斯特林(Dominique Stehelin)和福格特(Peter Vogt)的幫助。研究結論取代了另一學說，即認為癌是由病毒基因造成，這些病毒基因與細胞的正常基因要素不同，平時潛伏在體內細胞內直到受致癌物職刺激才激活起來。 J.Michael Bishop (畢夏普)與他的共同獲獎人Harold E. Varmus (法姆斯)還曾經一起寫過一本書「基因聖戰：擺脫遺傳的宿命」(天下文化出版)。 除了科學本身，水瓶座尾巴的畢夏普對科學的看法可能值得初學者深思：畢夏普直到年過30才專注於基礎研究上，不像大多數在學術界的人，他們早在這個年紀臨到之前，就已經把自己歸屬於某個專業領域了。跟隨自己的直覺走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專業的途徑上是這位白鬍子的學者熱切地告誡著。如果我們從他年青時的經歷，也就不必太驚訝他是這樣一個以比較廣的視野去看科學的人。 更多有關1989年諾貝爾生理獎的簡介可參考http://book.tngs.tn.edu.tw/database/scientieic/content/1989/00110239/0006.htm 以下則摘要《如何贏取諾貝爾獎》這本書的內容精華。 畢曉普出生於美國賓州的一個小村莊，童年是伴隨著教堂中的鋼琴、風琴和唱詩班度過的，他後來甚至為沒有成為音樂家而後悔。畢曉普在一所只有兩間教室的學校上到初中畢業，沒有上過科學課。他就讀的高中，學校規模也很小，60多個學生中考上大學者屈指可數，只有他一人成為科學家。 上大學時，畢曉普想過要當歷史學家、哲學家或小說家，偶爾也想過當醫生，但從來沒有想到會成為科學家，他甚至不知道科學家是個怎樣的職業。 一天，畢曉普與化學教授談起有志從事學術研究。 教授說，那你就上哈佛吧。 孤陋寡聞的畢曉普問：“哈佛在哪兒？” “在波士頓的某個地方吧。” 於是，畢曉普找到了哈佛的地址並申請上醫學院。畢曉普被哈佛錄取後，甚至寫信給哈佛，說他無法在哈佛和同樣錄取他的賓州大學之間作出選擇。後來這封信被張貼在醫學院院長辦公室的門上供大家取樂。 最後，畢曉普來到了哈佛，但他不想當醫生。第二年，他到麻省總醫院病理學實驗室實習，這給他餘下的醫學院生涯指明瞭方向。通過讀書和思考，畢曉普不但對從事分子生物學研究產生了興趣，同時也認識到，自己現有的知識結構和能力，不可能在其最核心的領域從事研究，而只能在週邊尋找突破。 在第三年，畢曉普上了一門選修課，並跟授課的老師做實驗。負責學生學業的院長同意了他的研究計劃，從而給了畢曉普更多的實驗時間。到第四年，畢曉普被允許只修一門課（其他學生必須修八門）。 畢曉普畢業後，先在麻省總醫院當住院醫師，後來獲得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博士後獎學金，這一獎學金主要就是訓練像畢曉普那樣的醫生從事基礎研究，而這也成為畢曉普正式轉行成為科學家的敲門磚。 畢曉普的導師對畢曉普充滿信心，讓他研究脊髓灰質炎病毒的複製。他的研究生涯從此開始。 畢曉普在《如何贏取諾貝爾獎》還提到，自己的合作夥伴、在1989年與他分享諾貝爾獎的霍羅德·E·瓦爾繆斯（Harold E.Varmus）有著相同的經歷。瓦爾繆斯在上醫學院前更曾獲得過哈佛大學的英語文學碩士學位。 他申請的多所醫學院包括畢曉普的母校哈佛大學醫學院都不願接受他，後來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別具慧眼錄取了他。從哥大畢業後，瓦爾繆斯從來沒有當醫生，而是到畢曉普實驗室做博士後，走上了科學研究的道路。 看來，正是這些未來的大科學家所上的學校和師從的教授的開明、寬容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縱容和袒護，他們才能夠建立和培養自己的興趣，並且揚長避短。 畢曉普說，他當年在哈佛醫學院所獲得的自由度即使在今天的醫學院也是少見的。同時，美國靈活的科學、教育體系，也使得艾科瑟爾、畢曉普、瓦爾繆斯有可能從醫生（他們的頭銜是M.D. 醫學博士 ）轉行成為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並獲得諾貝爾獎。 畢夏普，這傢伙也是夠幸運的囉! <帳單> 三天的地鐵Pass 票 (刷卡):180克朗 (單趟20克朗—約台幣92元—約歐元2.3元) 瑞美中國餐廳北京烤鴨(刷卡):214克朗 買書(刷卡):共755克朗 帕幕克的書:155克朗 Writer’s Block:150克朗 Bishop :How to win Noble Prize : 220克朗 諾貝爾博物館簡介:230克朗 STORTORGSKALLAREN 餐廳Pike 魚排大餐:375克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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