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三年，經合會主委李國鼎先生（右二）、中信局長陳漢平先生（左一）、糧食局局長李連春先生（左二）、曹嶽維先生（立者左）與美援公署署長白慎士（Parsons，立者右）簽訂合作事宜。

不知爲何，今天突然想到了李連春先生。

李先生是台灣光復後，民國三十五年任台灣省糧食局副局長，同年升任省政府委員兼糧食局局長，一直到民國五十九年破例拔擢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在他主持糧政初期，正是中華民國從抗戰勝利、接續而來的國共全面内戰；台灣於二戰期間因曾飽受美軍大肆轟炸，甚多農田荒廢，稻米嚴重欠收，百姓三餐不繼，多以番藷摻佐。

而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又由於政府遷台，跟隨而來的一百二十萬外省軍民使得台灣的人口驟增了14%。使得原本就已不足的糧食問題，更加嚴重，當時物價飛騰，米價貴得無以復加。這種種對於當時的糧政可謂是千斤擔，萬頭緒之感。

當時李先生制訂第一次糧食增產五年計畫，於民國三十九年即達到糙米生產量140餘萬公噸目標，超越日治時期最高產量。

李先生共主持台灣糧政長達二十四年，為台灣早期糧政的主要奠基者。他先後辦理「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實施耕者有其田」等各項農地政策；不僅規劃農業整治增產方案，並落實執行糧食的管制政策，力主「肥料換穀」政策，並對農民的各類問題與意見即時處理，不耽擱，不逃避。

『…… 他常常全省透透，常能發掘問題，掌握先機，解決問題，他重視稻作與農產品的統計，數字是見證生產的結果，而有數字的依據對於政的制定，調節供需更有效率，因此除能充分島內糧食外更有餘糧外銷日、韓賺取外匯，其他重要措施如修建渠道，引水灌溉興建水庫、肥料換穀制度、獎勵農民養豬、雜糧生產、耕種技術指導、稻種改良等等都能配合政令適時推動，這些措施都能得到農民們的回響，農民也都很敬重他。……』

（本段摘取自《飛耀四海軍事網》研發農業，永續傳承—緬懷李連春 陳川國先生撰文）

由上文可知李先生對台灣糧食問題的解決，與大陸「雜交水稻之父」——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先生的貢獻相當類似。

當年文星雜誌還有段報導，很生動的介紹了李先生對公務的全心投入：

文／林今開——刊於民國五十二年九月號「文星」雜誌

我從巷邊水果攤上買了一斤龍眼回家，吃過了，卻不知道什麼味道，我竟被那張包水果的破紙吸引住了。那是一張被扯開的英文刊物雙頁相聯的單張，印刷很精美，雖然有點殘破；上面刊載著一位署名歐尼爾撰寫「飛行搜奇錄」，我卻讀得津津有味。

這位老飛行員記述他在北極飛行所見的奇景，非洲上空與巨鳥相撞的驚險，西班牙的豔遇，羅馬的受騙……種種奇聞怪事，最引我注意是一段描寫在台灣的見聞，文端有個很醒目的小標題：「最文雅的苦力」。

我將這段殘缺不全的文章摘譯如下：

『一九五一年的一個夏天的午夜，我從泰國駕著一架運載農藥的專機飛抵台北機場……（殘缺）……由三輛卡車運來一批溫文爾雅的工人，他們大都穿著漂亮的外衣和皮鞋，有的戴著很合適的領帶，也有……（殘缺）……他們擁進了機艙，起初我很疑惑，以為海關派來這麼多的驗關員，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卸貨工人，這是我從未見過的好禮而高雅的機場苦力，由一位頭髮灰白而精力充沛的領班帶頭做工，顯然他們水準相當高，每一位都能辨識裝箱上面的英文字；動作敏捷而謹慎，不像一般機場搬貨工人，把東西亂丟亂摔；最難得是他們互相禮讓，彼此呼應，好像一個大家族在假日野餐聚會中所表現愉快和合作，這是世界最文明國家機場所見不到的景象。貨都卸好了，那位年老的領班和我握手鞠躬，雖然他不會說英語；但由他的誠摯和虔敬的表情，我知道他是代表這國家國民向一個在深夜裡由異域飛來的飛行員致由衷的敬意。

我站在駕駛室門口，望著這一群可愛的苦力乘著卡車在鋪滿了月色的機場上疾馳而去，我彷彿感覺在這個夜晚誤降在一個地球以外的國家，或者是地球上的一個新的奇妙境界吧？不！這確實是一個地球上的國家，我清楚地看到機場入口處寫著「中華民國」四個字，這時候，我才感到非常慚愧和失敬，在這古老、文明，而講究禮儀的國家，我看到孔夫子的後裔有禮貌，而尊重地工作著，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如果我……』（以下殘缺）

我對歐尼爾所寫在台北這一段見聞錄很懷疑，我不相信松山機場有如此高雅的起卸工人，因此，我將這張沾滿了龍眼汁的包裝紙，放在太陽下曬了一曬，再將裂處用透明膠帶黏補起來，寄給在台北一家航空公司服務的朋友，問他這是哪一家雜誌的出版物？可否找一分給我看看這篇文章的全貌？歐尼爾是哪一家航空公司的飛行員？又請他就便打聽松山機場對起卸方面有沒有什麼特別服務隊，像那位老飛行員筆下所描寫那麼高雅的工人？

四天以後，我收到這麼一封回信：

開兄：

 現在我明白了你始終胖不起來的道理，你花幾塊錢買了一大包龍眼，心猶不足，還要在包裝紙上大動腦筋，這樣做，包你活不長命，但是，我又不能不滿足你，承詢各點，謹答如下：

 一、經查本公司幾位外籍工程人員，據他們說：那可能是英國航空協會出版的季刊，但是，他們手邊都沒有這種刊物，又不知卷號，無從查考。

 二、查本公司歷年人事卡中，無歐尼爾其人，至於其他公司無從查起。

 三、關於松山機場卸貨工人，我和他們經常接觸，他們還不錯，但從未見過像歐尼爾筆下那樣高雅的工人，如果他有意替我們國家捧場，你何必挖瘡疤呢？如果他寫神話，你又何必認真呢？

 朋友！我贊成你多吃龍眼，因為它含有豐富的營養，但是，如果你吃了幾顆龍眼，又在那張包水果的破紙上大動腦筋，消耗去更多的維他命，豈不是「得不償失」嗎？隨函寄上那張髒兮兮的破紙，把它扔掉吧！

你的朋友╳╳╳上

我並不聽話，還再到那個水果攤去買龍眼，希望水果販能給我幾張類似的包裝紙；可是任憑我在紙堆中怎麼翻來覆去，找不到。老闆說：他記得有一綑像那樣子的印刷品，都包了龍眼給顧客帶走了。

我並不灰心，要繼續找路子查證那篇文章。我寫信向台北飛機場、台北海關等機關查詢，他們都說：這事至今已隔十二年，既不知航空公司稱號，又不知道收貨單位，實在無從查考；接著，我又上函經濟部、農林廳、農復會、糧食局、糖業公司等單位，查詢在一九五一年夏天曾否由國外空運進口一批農藥，這架貨機在深夜裡降落卸貨，他們回答全是「沒有」。

我終於得到一個「有」的回答，這回答是來自美援會。但是，當時起卸工作並非由該會負責，何況至今人事全非，資料不詳。

我又根據美援會提供線索，繼續追蹤訪問了好幾位機場貨運起卸作業人員，由他們片斷的記憶，剪接成下面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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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夏天的一個午夜一時十分（正確日期，至今未查出），美援會秘書長王蓬正在他的公館熟睡中，忽然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那是松山機場給他緊急通知：美援會空運進口一批農藥的飛機已經降落，因這架飛機負有急迫的任務，臨時決定續飛往東京，限當夜三時以前起卸完畢；否則，將先飛往東京，以後再想辦法將農藥轉運來台灣。

當時美援會空運這批農藥，為了搶救當時台灣某些地區所發生蟲害，既然已運抵松山，自然非設法起卸不可，但是，在三更半夜裡，臨時到哪裡僱工人呢？王蓬秘書長思索一下，想起這時候，整個台北有一位官員必定還在辦公室裡，他是糧食局長李連春，通常他和重要隨員在午夜二時以前，很少離開辦公室。他於是決定掛個電話給他試試看；如果李局長也沒有辦法，只好讓飛機飛走算了。

午夜一時十分，李連春局長接了王蓬的電話，他毫無猶豫地回答：「當然，當然要卸下來，……我負責，三點鐘以前……來得及，來得及！你先派人到機場等我的卡車好了！」

李局長把這件事告訴隨他同甘苦的高級僚屬，他們都大驚失色，這件事怎麼好輕易答應下來呢？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沒有問題，我做給你們看！」李局長說：「馬上打電話到車庫，通知值班司機，在五分鐘以內，開兩部卡車到辦公室門口，耽誤一分鐘就要受處分！」

四分鐘以後，辦公室門口傳來響亮的卡車喇叭聲，除留下一位秘書和女工友外，三位高級僚屬都被李局長帶走。

「開往松山機場！」一位僚屬說。

「不！」李局長說：「開南陽街。」

當兩輛卡車在寂靜的街道上奔馳時，三位僚屬相對無語，但心裡都在疑惑著：那條街全是機關行號，沒半個工人寮，開往那裡去幹嗎？

車開到南陽街街口，李局長說：「開到單身宿舍。」

他們走進糧食局單身宿舍，把一個個睡得像死豬的職員都叫醒，限他們在五分鐘內，穿好衣服，鎖門登車。

當卡車向松山方面疾駛的時候，有一位職員輕聲地問：「科長，什麼事呀？」

「到時候，你就知道。」

「我們押到松山去槍斃。」車廂後座冒出一句話。

這句話卻使大家笑得精神起來了，在那裡原有一個古老的刑場，此時在夜風呼嘯中，真的令人毛骨悚然。

午夜二時四十分，這兩部卡車裝滿了農藥，藥箱上坐滿了公務員，駛回糧食局大門口。有一個人從局裡疾奔出來，他緊緊地握著李局長的手：「李局長，你……。」

這個人是王蓬秘書長。

李局長卻變成歐尼爾筆下的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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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篇文字的描述，或許是有點誇張；而且當時李先生仍然在位，作者為何捨近求遠，不乾脆直接求證於李局長呢？或許因爲在當年的時空環境官與民畢竟是有些距離，而林先生當時可能也非記者身份，這就不得而知了。

話又說囘來，以文星創辦人蕭孟能先生的行事風格以及文星在圈内的風評，應該不會去登載『逢迎』之類的文章才是。

但不論如何，由這篇報導，我們看到一位能夠有擔當，有魄力，又認真負責的政府官員。而今已又是五十年過去，對照著往昔的人物風采，現今如果想在只有『選擧與選票』的政圈内再找到另一位李局長，大概是不太可能的呢！

附及：

另見國立中興大學八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一篇碩士學位論文提要。其論文題目：戰後臺灣糧政之研究－－以李連春主持糧政時期為中心。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jsp?id=088NCHU0493013

研究生為魏正岳先生，論文共250頁。

只見其論文提要内對李先生用了「…… 但頗能體察上意。他藉行政職權徵收、管制及分配稻米，長期利用肥料換穀制度，以供應數量龐大的軍糧、公教人員及其眷糧，並扶植肥料工業；更為配合「以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將糧食生產資源，大量地轉移到非農業部門，故長期實施低糧價政策。李連春主持糧政24年期間，直接擠壓了農民所得，間接造成農業發展的衰退。」等負面性的文字。

提要最後又作以下的陳述：「本文希望透過以上的途徑，研究李連春主持臺灣糧政時期，糧食局在臺灣社會扮演安定民生，及其透過政府機制吸取自農民的剩餘資本，供應工業經濟發展的角色，所帶給臺灣社會的影響。」

由於未見整個論文全貌，且無緣與魏君聯絡，不知他對李先生的評語據何而來？

但是當年是有某些『學者』對於李先生的肥料換穀政策不盡贊成，因此可能該研究生即使了解整個政策的正面價值與結果，在其指導教授的意識形態下仍是對李先生的作了一個莫須有的批判。

這與近年來某些學者往往對『大經濟觀』缺乏了解與『自我意識』的無限放大，兩者之間無法作一合宜的聚焦，於是就會有兩個月前那篇莫名其妙的「終結血汗工廠」的聲明。

「意識，意識，要到那一天大家才都能捨意識而就理智呢？」

** 突然想起有位李大師每逢對於引經據典時，便有個奇怪的定理：『凡是本大師讀過的書，手上的資料都是有憑據的，其他人讀過的書，提出的資料全是放屁，胡説八道！』——如果人人都引而論之，那麽這真理該怎麽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