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仰的意義！

基督教是人與神的立約之宗教。基督教視聖經(舊約與新約)為神的啟示與福音，必需遵守其話語，信仰就是印證這種立約的關係。基督教是以神的律
法為其開元，例如：聖經最古老的「摩西五書」部分，原來就是法律書，先有法律，後來就構成宗教社會。聖經的成立，就是由這些源自神的法律
所集合的結果；宗教的意義，在此點，東西方有甚大的不同，西方另有教會法的存在，與國家的法律有雙重存在，其意義也有不同。例如：民法上可以離婚、再婚，
但天主教教會
法不承認這種情形，所以所出生的孩子無法得到教會的洗禮。在這種社會宗教與一般的法律是ㄧ體無分離的。在歐洲，宗教與法律開始分離，是宗教改革的時期，當
時，世俗法與宗教法有分離，但雙方都不干涉。

聖經最古的部份，所謂「摩西五書」成立時，其重要的基本思想，是以否定的語言與基礎，並無命令式的語言訴說應該做哪些事，摩西的十戒中，八項都說不
能做這些事，以否定的解釋為主意，這是社會發想的基本。做、不做的意義是什麼？這就是神的旨意，神人的立約 。立約
書中規定禁止事項，如果做這些事的話，就將會變為什麼？不守立約的話，會有怎樣的結果。所以就宗教的對象來說，相信是非常積極的信仰。

例如：我信仰全知全能的神時，這表示我不背離神的所言，神是全知全能的存在，都會回答我們的心願。爲什麼？人要相信有神，也要相信他人。這都在立約宗教裡，有明確的方式記載。

所有的約都是以約的內容為限，僅能和限定的相信事項有連結。例如摩西的十戒（也可以說西奈山的約）會凍講在西奈山神與人的上下立約，在此十項目當
中，大部分都以「汝不能殺戒」的二人稱單數的命令形式表示，絕對不是「你們！」的複數的 講法。這表示單獨Α個人要相信神，遵守
約；若Ｂ個人亦信神，遵守約的話，Ａ與Ｂ之間互相不相殺的信賴關係，就會凍成立，這就是兩人互相相信的基本道理。以上所說的是單純的ㄧ個例子，也就是立約
宗教的基本方式，這嘛是教義的確立方法。

在耶穌時代，耶穌所說語言常有一句「常常有種說話，但我要對你們這樣說」，這前面一段是完全舊約的引用，可以說耶穌不是ㄧ宗教的創始者。以神的子又
是人的身份，重複神的意思並救贖人類的墮落和原罪。舊約與新約均為神與人的立約書，基督教社會，在後期迎接啟蒙主義時代，脫宗教，世俗化社會，但前述的信
仰的方式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延續。在台灣，沒有立約宗教的傳統，所以相信某人一件事，在社會生活上有限的範圍而言，並無全人格上的相信，這就是不同文化所發
生的代誌。

二、信仰的個人實例

以我個人為例，開始信主也有不一樣的方式接受信仰，就過去經驗，如何建立信仰的過程想做以下的說明：

在我人生當中，有兩件事情，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在我的心內，第一項就是「自我」問題，另一項是「死亡」問題。早熟的我，很早即有自我意識，
迫切的求知欲望，讓我廣泛閱讀了許多東、西方的各類書籍。知識的增加，更加深了自我意識的覺醒，使我越來越固執自我，也經常因為倔強而令母親傷心。在徹底
的自我覺醒之後，內心產生很大的矛盾，內心接著產生「人哪會啊捺(這樣)？」、「人是什麼？」，或者是「人生應當如何？」的疑問。因此，當時常常透過「坐
禪」和「苦行」的方法，想要「自我克制」，希望能夠進入無我境界，這些都是徹底主觀的唯心論。爲人處世若能先消除自我，一切煩惱也自然能消除。為了消除自
我，中學時代，每天透早起來，就積極參加打掃工作，自願去做打掃廁所這類別人不願意做的代誌，只要是能夠訓練克服自己功夫的代誌，我都願意設法嘗試。

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我祖母過世，開始針對「死亡」這個課題有深入煩惱，而且想要徹底的領會：死亡到底是什麼？人死了之後，又會如何？哲學思考方
面，在台北高校時，就非常認真思考這些事情。透過很多的哲學書籍研究後，終於徹底覺悟「死亡是什麼？」的意義。我了解死亡本身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我們如
何活下去！」的問題。換一句話來說，死亡是指生命的死，這是自然的過程，是在生命的限度中完成自我實現，這是在世界中追求自我定位的問題。

對我來說，人生並沒有來世，人生只有一次，所以有些宗教所謂的輪迴，我想只是另一種自我滿足的想法而已。

事實上，應該加以肯定的是「有意義的生」。譬如說，德國大文學家哥德，不只在浮世德大作中，包括西東詩集也提到更簡潔、更直接了當的「死而成就」的觀念。也就是有自我的死，才能產生真正有肯定意義的生。

因為「生」和「死」經常具有表裡一體的關係。一切的原點都是哲學，也就是從「人是什麼？」這點出發。從「人是什麼？」或「我是誰？」這個哲學式的問題出發，進行自我啟發而完成人格與思想塑造。

要了解自我的「死」，才能產生真正具有肯定意義的「生」。但是自我「死」以後的我，是誰來接呢？這是超自然的，提昇自我到存在層次的問題，我在後面會進一步說明。答案是只有要求心內的絕對存在，就和上帝同在，沒有其他的方法。

我的心路歷程還有一段特別的路程。二次大戰終止，看到日本受美軍空襲後，全國成為火燒島，徹底受破壞，環境惡劣，物質更是極端缺乏。這款的重大變
化，使我感慨很深。在那個時期以前，我只對「自我、生死」的觀念上思考，並不關心「肉體與物資」的問題。但現實當中，人的心存在於肉體中，沒有肉體就沒有
精神存在。

受破壞的日本和台灣，重建的工作非常需要物資，需要環境的整理。我思考，在那種社會百般蕭條的情況下，人要生存，糧食問題、環境問題都比靈魂更重要。因此，我開始有唯物論的思考，同時進一步要求社會公平，以致產生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前後經歷近十年功夫。

在這期間，社會經濟的復興、建設的進步，使我開始發現心內空虛。感覺物質是物資，無法滿足心內的空虛，於是開始追求深一層心內的安定與滿足。回顧這一段歷程，經過自我的克服，生、死問題的檢討後，因戰後轉變為客觀的唯物論，但是仍然無法充實我的內心世界。

就事實而言，人是只由魂(心)與肉體構成的，但內心軟弱，需要更高的存在境界。總結來說，我們需要主宰一切的神(上帝)，才能得到心靈上的安慰。達到主、客觀的矛盾統一。當對空虛生活厭煩的時候，我就開始尋找神的存在。我所找的神，絕對不是台灣傳統社會所流行的各種神明。

前面所說我是反對輪迴的想法，基督教是ㄧ種同時發現現代人與歷史上之人的宗教，也是「人與神的立約」的宗教，即個人自由與時間繼續(取代循環時間)的宗教。故我所找的神，就是三位一體的天父上帝。

我覺得上述生死觀、唯物論的矛盾統一，應該是引入基督教才對。但要馬上產生信仰並不容易，要進入信仰的第一步，一定要擺脫平常賴以自律的框架。而對
凡事追根究底的知識份子來說，產生信仰更是難上加難，必須花時間加以克服。當時，我花了五年的時間，每週五天到台北市各教會所，尋求神是否存在。因為看不
到所以不相信，因為看的到所以相信，慢慢的知道這樣的做法，不是信仰。開始了解信仰是人與神的立約
問題。也是實踐的問題，做的問題，相信的問題。所以，信仰就是要相信看不到的神，最後發現神的存在，獲得了堅強的信仰，聖靈的充滿，並且有上帝的賜福。

由以上簡單的報告，我要對開頭所提起的追求「我是誰？」、「人是什麼？」做一個結論。在要做結論以前，咱先來看保羅在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節的說明，
他說：「所以，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裡活著；我是藉著信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愛我，爲我捨命」，這一段話，使我想起馬丁路德在接受德
國皇帝卡爾五世審判他的時候所說我站 在這裡，這是我的立場(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s anders.
Gott helfe
mir.Amen)我沒有其他立場，但願上帝幫助我。這一段故事讓我深刻了解，我是基督在內的我。根據上述的具體信仰心路歷程，我要做一理論化、概念化的
解答。所以，「我是誰？」答案很簡單，我是「不是我的我」，我絕對不是自我，我也不是我。

再講一次，「我是誰？」答案是：我是「不是我的我」，「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爲了要得到這個答案，實際上我花了三十五年以上的時間，這個答案，幫
助我了解正確的人生觀；同時也幫助我能夠在面對各種問題的時候，徹底排除「自我」思想，站在超然的地位，以先驅者的立場，思考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

三、人權是人與人的契約

其歷史發展的經過，基督教社會受到啟蒙主義時代之影響成為，脫宗教與世俗化社會兩種 ，但上述的人與神的立約之基本關係 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繼續存在，例如統治契約論，雇用契約等。對契約書只有署名者，自然就有限定的遵守關係，違反者自然失去署名的全人格。

中世紀，St.
Thomas強調自然法是只有一個永久不變之法，能在所有國家之國民中歷經任何時代而能有效適用，一流極力闡揚，他所強調的自然法比一切宣定法都高居於高
層次地位，乃是任何統治者，甚至君主不能不遵從的法，他析論「人民乃基於自身之權利與利益而結合成有秩序之團體，遵守合乎理性之法律，相互往來。人是社會
動物不能離群索居，團體之自由與個人之各種活動，關係至為密切。雖然，國家為人民生活所需，但國家不能以人為奴才，而視為自由人：蓋人生而自由也。從而，
國家對人民行使權力，應該受限制，人民之自然權的自由，如受國家侵犯，則此國家乃為暴政之國家，人民自可起而反抗」明理地「自然權」的理念，視為高於統治
權之國家至上命題。

雖然，多瑪之自然權理論，在人權發達史上有其地位與意義，但是仍難以擺脫其宏揚擁護君權之根本思維和意念，其社會契約理論，正如翟祈福（Gaius

Ezeiiosor）所指摘，乃是主張「君主與全體人民締訂社會契約，其目的在於全民利益而實行統治，故君主遵守此種契約之期間，人民必須服從君主。」而
以社會契約論為根據以維護君主之權威，這種思想與現代「民主主義」本質迥異，故其所倡導之自然法的人權思想，仍有不是之處。因此之故使自然法思想突破傳統
獲得劃時代之發展，促使人權思想到達長足之進步者，無寧是呼籲「思想與信仰自由」之宗教改革，以及「社會契約說」理論之突破與再生。

英國之洛克(John Locke )，在其曠世之鉅作「政府二論」（Two Treatises of Goverment
）中，就闡論「人類本來在自然狀態；每個人都具有生命、身體及財產之權利。可是在自然狀態裡，就無法安定而確實地享有這些權利，因而人類才會凍締訂契約、
設立國家。」這種國家之所以設立，是爲了確實保障以自然法為根據之人權，所以「國家是
∣後（劣）為人權之團體組織，人權顯得「前（優）於國家」而存在，當然不許以國家權力侵害人權」正是人權思想的典型。洛克的這種思想，在盧梭(Jean
Jaiqres
Rouseeu)的「民約論」和孟德斯鳩（Montesqeaiu）的「法意」等名著互為聲援，或爲近代民權運動的潮流│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無非
都是以這種社會契約說為基本意識型態，於是人類歷史上長年以來，始終只能哲學、理想的思想價值型態倡導的人權理念，從此變成實證法的法律型態，法律領域中
開始其規範社會之作用。所以人權思想法典化之運動，波及世界成為全人類之政治、法律之共識。然而人權理念及內容本身，也隨民主憲政思潮的進展，以及其實踐
運作經驗的檢討在作形態和實質的推移蛻變，先有自由放任思想的影響下，「自由與人權」之命題與「民主主義」之價值融為一體。在十九世紀裡自由主義盛行之
中，造成財富的集中和經濟之獨占和壟斷，使大多數人陷於貧窮、疾病和無知之中；階級對立、貧富差距過大，社會大多數人承認保障人類最低的經濟與社會的生活
條件，也是一種人類的基本人權。

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大革命，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一九一九年德國威瑪憲法之有體系地規定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權利。其結果「經濟在社會的基本權」一般稱
為社會權日益完善，形成為今日憲法當中「基本人權典章」中不可或缺之新譜系。把人權保障問題完全視為國家意志間之觀點無庸贅言的，是相當危險的看法。通過
二次的世界大戰，人類受到國際強大國家的侵略、破壞與殘虐大屠殺之人道問題，世界和平無法維持。國際法與人權問題，以及國際法上之人權保障成為二十一世紀
來重要的代誌。

保障國際人權之實踐，在國際組織日臻健全，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防止及懲罰集體虐殺條約，國際人權公約的絡繹不絕地締定簽署。人權內容日益豐富，涵蓋日益縝密，其實踐方式愈為具體可行。

四、結論

以結論來說，信仰是人與神的立約之信賴問題，人權是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問題。

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人民已經脫離亞洲價值的皇帝型統治的社會。台灣的脫古改新，已建立東西文化的融合社會。迎接二十一世紀，新的環境，致使台灣人民面臨多元化的新社會，在深植意識中，有新的宗教體驗；與信仰與人權追求中有三項的經過：

（一）、每一個人在不同場所與空間，都認同有「有機的秩序」的存在，有神的同在。

（二）、所有事情並無單獨的ㄧ面，已有多意義的存在，神的愛存在。

（三）、神所賜的每一項代誌，都有實踐與行動之必要，個人在社會所面臨的環境中，強調信仰與教義、人權的重要性。

這就是基督徒了解神的旨意，實踐信仰與加強人權的執行中，認識人性的深度與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