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楊儒門 後有李明彥 (自由時報)

文／魏世昌

打傷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李明彥是中油前派遣工，從事勞工運動，因抗議留下妨害秩序、公共危險前科。報載李到北檢時，見媒體趨前拍照，他立即高喊：「五年了，我收到超過五百份公文，寄出超過一千封信，中油、北捷、榮總照樣標，被抓到也一樣標，台北市的公司還是同間集團，只有勞工會受到迫害，這些高官、廠商完全都沒有事，被抓照樣標案，這樣吃勞工錢。」李不滿陳情派遣工問題，卻被市府吃案，做出激進的行動，只是個人情緒宣洩，還是背負現今派遣制度有許多不合理狀況的結構性問題？

筆者不禁想起以關懷及為農民發聲，並以「白米炸彈客」事件著稱的青年楊儒門。楊從小就與祖父母在彰化二林務農，農田對他們而言是這一生僅有的財產、也是唯一的依靠。但政府為了加入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犧牲農業的陳抗，他投書各大媒體，希望藉由媒體的力量報導台灣農民的困境，卻都石沉大海。楊儒門奔走拜訪各級政府，也都四處碰壁，被官僚體系互相踢皮球、推卸責任。眼見陳情無用、體制內的改變已然無望，他最後只能訴諸體制外的暴力進行反制及報復。

二○○三到二○○四年間，楊儒門放置十七次炸彈，地點遍布台北各地，所涉及對公共安全的影響，有人批評他是社會上的恐怖份子。問題是，何以楊儒門做出那樣方法過於偏激的行動，吾輩應當省思。難道不正是因為政府沒有妥善照顧農民，有著對政府不公的行為深感憤懣與不解嗎？

任何暴力行為都不該被合理化，即使行為人情有可原。但筆者希望輿論焦點不光僅止於集中在犯罪的偏激作為，社會應該正視弱勢族群的吶喊，不要總是逼人民到絕境，才知反撲的力量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