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北京日報》發表題為「適合中國的體制就是好體制」的署名文章，為「唯金牌論」、「舉國體制」進行辯護。該文章認為，參加奧運會的目的，當然就是爭奪金牌，為國爭光；而調動國家資源，集中社會力量的「舉國體制」是完全符合中國國情，適應中國發展需要的好體制。文章最後指出，唱衰「舉國體制」，反對舉國體制，是西方反華勢力和國內和平演變派相唱和，「無非是唱衰中國論的又一變種，我們必須頭腦清醒，走好自己的路自會有更加廣闊的天地。」。

作者為證明其觀點的正確性，舉中國足球作為例證，「西方的體制我們不是沒學過，但水土不服也很明顯，足球就是實例，作為我國最早實現市場化運作的競技項目，最終換來的卻是國內聯賽賭黑不斷，國足水準一瀉千里。」

1994年，中國足球進行職業化改革，至今已過去了18年，為何依然是賭黑不斷，水準下瀉呢？是因為西方體制在中國水土不服嗎？學習西方的制度，就是「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嗎？

中國足球的所謂改革，僅僅是搬來了歐洲足球聯賽的外殼，而將其核心和靈魂留在了歐洲。歐洲各國足協主席，都是由該國各地區協會及各級球會以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而中國足協的主席卻是由政府領導指派、任命的，同樣，中國各省市足協的領導人，也是由各地方政府指命的；歐洲有球員工會、教練員工會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不受侵犯，中國大陸卻並不允許這樣的民間社團成立；歐洲和日本的足協可以為了本國足球運動的發展，在該國議會要求國會立法，房地產商在地產發展項目中，必須同時建設一塊小型足球場，否則政府不得批核該項目成立。

2010年，該屆中國足協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內的大部分官員全部涉貪被捕，這絕不是學習西方體制帶來的後果，恰恰是因為權力的高度集中、不受監督和約束才導致的惡果。

國際足聯（FIFA）章程規定，成員國足協主席必須經由民主選舉，在不受政府乾擾的情形下產生。數十年來，伊朗、伊拉克、前南等多國足協因為官方色彩濃厚，而被國際足聯驅逐。中華人民共和國足協為何還能留在國際足聯內，這無疑是國際足聯的恥辱，和北京在國際關係中人脈拉攏的成功。但這一切，並不能改變大陸足協本身是一個非法機構的本質，正如廣大球迷所言，「FIFA」者「非法」也。

中國的職業聯賽是依靠各職業球會的資金投入來支撐，而目前的現實是各球會對於足球運動應該如何發展、經營，卻幾乎沒有發言權，官辦足協壟斷了一切權力，並從中攫取了大量利潤。為爭取發言權，維護自身權益，1999年，大連萬達主席王健林憤而宣佈退出中國足球；2004年，徐明、張海等7位球會主席為爭取中國足球的徹底改革，而爆發「足壇七君子革命」事件；在同時期內，全國各個球場上，廣大球迷高喊「解散足協」、「懲治腐敗」。這一切，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制約，及足協官員政治手腕的純熟而歸於失敗，《足球報》由於在這一期間，報導了大量中國足協的黑幕，而遭到了官方的整肅，幾乎被停刊，至今在長江以北地區，《足球報》幾乎絕跡，而該報著名記者李承鵬則被禁止參與足球報導。

中國足球的失敗不是因為學習西方的職業化改革，恰恰是因為「官本位」的偽職業化改革。當今大陸，官場的普遍腐敗，食品業假毒氾濫，國營壟斷巨頭暴利驚人、醫療、教育界黑幕重重，這一切，都是因為1979年學習西方，進行市場化經濟改革造成的嗎？當然不是，是因為僅僅取其表像，而拋棄了「民主、平等、法治」的核心價值所造成的惡果。

西方的那套體制當然未必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制度，它也不可能成為反貪廉政、體現人人平等的完全防火牆，但它無疑是人類智慧所能找到的相對最合理的制度。而被《北京日報》稱為「唱衰中國」、幾與漢奸無異的那些人，也許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是真正願意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獻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