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今年2月，當中共否決了阿拉伯國家聯盟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向敘利亞派遣維和部隊的提案時，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就怒斥中共支持劊子手，擋在敘利亞人民奮鬥前行的道路上，要為敘利亞人民的生命和鮮血負上最大的責任。

5月25日，敘利亞胡拉鎮發生大屠殺事件，有116名平民被敘政府士兵殺害，其中包括83名婦孺兒童。慘案發生後，世界大多數國家紛紛將敘利亞大使驅逐出境；6月1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決議，認定敘當局對此慘案須負上責任，國際社會應對敘當局予以嚴厲制裁。中共代表則再度投以反對票，而在所有有投票權的國家中，中共的同路人僅有俄國、古巴兩名而已。

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納悶為何中共對一獨裁專制政權、對一個荼毒殘害人民的政權如此情有獨鍾，甚至不惜站在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對立面？

6月4日，在香港維園，人們找到了答案。在23年前，一場轟轟烈烈的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愛國運動，被當局用同樣殘酷血腥的手段鎮壓；而反對民主憲政，堅持一黨專制更是中共唯一的核心利益。世界上殘存的那幾個獨裁政權，與人民為敵的政權，都是中共當局的同路人。

23年了，感謝香港人民的堅持，正是港人的堅持令六四的精神長存，也在無意中粉碎了外界對香港人現實功利的固有印象。而今年的六四紀念晚會更有18萬人與會，創造了歷史新高，令中共企圖讓中國人民忘記六四、抹殺六四的伎倆破產。

持續23年的抗爭，參與者、組織者付出多麼大的勇氣，莫忘了香港現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盤，在港九還駐紮了一萬多名共軍。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香港人民大規模紀念六四的時候，一個據稱以民主自由為核心價值觀的地方—中華民國，卻缺席了。

看過馬英九今年六四感言的大陸人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篇感言更像是一篇新華社通稿，充滿了官腔與陳詞濫調，甚至不無為中共當局塗脂抹粉之意，文中馬英九「企望中共拉近與人民的距離，希望大陸的政局可以長久穩定」。是啊，前者是「和諧」，後者是「維穩」，這兩點正是中共投以全部資源，開動所有國家機器正在做的事情，不想，與現任中華民國總統竟不謀而合。

而新鮮出爐的文化部長龍應台在回應相關提問時，給出的答案更顯突兀，「不當官時可以有勇，當了官就要有謀；換了位置就一定要換腦袋；個人立場要符合國家機器的整體利益；文化部正在為台灣出版業、影視產業的發展，與中共進行談判，在談判桌上若涉及六四是不合時宜的」。

龍部長給出的答案，令筆者不禁想起了中華民國歷史上的一位文化宗師—胡適先生。胡博士在是否要做官的問題上，始終堅持當國家機器的發展方向與其個人立場相違背時，他永遠選擇潔身自愛，不向反動勢力輸誠，包括蔣介石在內，亦不能令胡博士屈膝。正是胡博士這樣的高風亮節、傲岸風骨為自由之花盛開台灣奠定基礎，亦令「我的朋友胡適之」長留人們心間。

拿龍應台與胡適進行類比也許是不合適的，但龍應台的回答無疑是極其荒謬的，而其回答時的自以為是、振振有詞，更顯當代國民黨人思想之反動、動機之可恥。

中共的對台政策基本核心就是用利益贖買良知，而國民黨則在以出賣良知換取利益，未來台灣的出版業、影視產業也許將如龍部長所願，在大陸找到一片發展的天空，隨著ECFA的深入，台商的利益將愈加最大化，但這一切，都是在出賣中華民國的國格、國民黨的黨格、台灣人的人格的基礎上換來的。

在台灣追念六四的一片寂寥中，前後兩任民進黨主席的發言反而成為其中唯一的亮點，現任黨主席蘇貞昌表示，「在兩岸大交流的時代，相對經濟，台灣應更加關注中國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發展」；前任黨主席蔡英文更加說道：「台灣應促成中國社會往自由、民主化的方向轉變。但國民黨並未扛起這樣的責任，也無意促成這樣的轉變，所以期待民進黨能把責任扛在肩上，實踐台灣民主的價值」。

台灣人對六四的冷漠，其主因是在蔣經國去世後，「中華民國國民」已是所謂的稱呼，許多台灣人已不再視自己為中國人，因此對一個發生在「外國」的歷史事件，抱著隔岸觀火、與己無關的態度，當然無法展現出香港人那樣的巨大熱情，和令人感佩的赤子之心。

對於國民黨的未來，已無法抱有任何幻想，只希望民進黨能夠早日整合團結，在2016將這個與十三億中國人民為敵的反動政黨拉下馬來；更希望民進黨人屆時莫要像龍應台那樣，換了位置，便換了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