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6月，英斂之先生在天津創辦《大公報》，在創刊序上寫道：「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1926年9月1日，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三位先哲接辦《大公報》，立定社訓為「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從此直到1949年，《大公報》雖輾轉上海、桂林、香港、重慶，但因其始終堅守「不黨、不私、不賣、不盲」之報業守則，得以成為當時第一大中文報紙。

在「西安事變」中，《大公報》在蔣介石被拘押後發表了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令張學良及東北軍官兵充分認識到他們在全國民眾眼中扮演了何種角色，直接促成了「西安事變」之轉機，以至於張學良直至晚年，仍能一字不差的背誦該社評。

在抗戰、國共內戰中，《大公報》即發表了「質中共」、「可恥的長春之戰」、「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等批判中共的著名文章，呼籲中共放棄私人私黨之武裝，加入到民主憲政的道路上來；亦發表了「看中原，念重慶！」、「我看學潮」等社評對國民黨腐敗專制、漠視民生的現狀給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共產黨指責《大公報》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兇」，國民黨則稱《大公報》是「共產黨的應聲蟲」，並多次勒令其停刊。也正因如此，1949年前的《大公報》得以廣受當時民眾之追捧和認可，其公信力一時無兩，並成為第一張獲頒「密蘇裏新聞學院獎」的中文報紙，在中國新聞史上大放異彩，迄今仍無任何中文報紙可望其項背。

1949年，《大公報》被中共接管，中國新聞史的一段傳奇亦劃上句號。然《大公報》之光芒雖暫時熄滅，而現今歷史學者、新聞從業人員若欲探尋1949年前的歷史真相，他們既不會相信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也不會理會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惟《大公報》之稿件可作為歷史真相的佐證，已是不爭之公識。如此，《大公報》的精神可謂長存。

而今，香港《大公報》早已成為大陸當局之喉舌，而展望海峽兩岸的無數報刊，有誰可以捫心自問做到「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呢？在大陸，所有報刊面對「四不」，可謂無言以對；而在以民主與自由為標榜的台灣，又有誰能真正做到「不黨、不私、不賣、不盲」？人們只看到各主要報章皆分為藍綠兩大陣營，涇渭分明、毫不避諱的為自己所支持的個人和政黨搖旗呐喊，對敵對黨派則有三分說十分，措辭犀利，其某些言論較之大陸之文革時期亦不遑多讓。雖偶爾亦有對本陣營的政黨有所批評，但其本質則是小罵大幫忙。

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批判時弊是新聞從業者的神聖職責，理應引風氣之先，在風口浪尖上先人民而與強權作鬥爭。安能為了保障某黨某人能贏得選戰就棄守「不黨、不私」之原則；因懼怕某個強權與惡勢力，就將「不盲、不賣」之新聞操守置於角落？

新聞工作者被贖買，昭示著整個國家的墮落、全民族的無良，他們與贖買者一樣是在犯罪。在八十年前，大部分國人對於何為民主、何為自由尚知之不詳的年代，張季鸞、胡政之、王芸生等新聞先哲猶能不懼生死、不求富貴，秉持「四不社訓」，一以貫之；而今世界已進入網路時代，民主自由之浪潮早已席捲全球，而兩岸新聞工作者的道德、操守卻較諸先賢差之千里。

1926年，吳鼎昌先生作為投資人能與張季鸞、胡政之約法三章，絕不干涉張、胡等人的文章內容，吳鼎昌言而有信，完全尊重媒體從業人員的「新聞自由」之職業操守，得以促成「大公報」日後成為報業翹楚，在中國新聞史上寫就不朽篇章。撫今追昔，今日兩岸媒體人與投資人寧不汗顏？欲求新聞工作者追法先賢，做到「不黨、不私、不賣、不盲」何其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