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大陸科教界、文化界的一些領袖人物或高層官員在垂暮之年、辭世之際往往語出驚人，如：「導彈之父」錢學森、北大副校長季羨林、「國學大師」任繼愈、前文化部長王蒙等，他們留下的人生最後教誨主要是兩點：1、希望政府能夠還學術以自由；2、人生在世要敢於說真話、說實話。

此言一出，在大陸無論是各種傳媒，還是校園坊間，對錢、季等各位大師均備加讚譽，誇讚其有風骨，有對於國家、民族的一顆赤子之心，大有當代屈原、田橫之謂。

錢、季等諸位大師臨終之前所言，主要是針對：為何1949年後，中國大陸所培養的學生，沒有任何一人的學術成就能與民國時期（大陸1911-1949年稱為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他們認為要解決這個尷尬與羞恥，只有政府放棄對學校的管控領導，讓自由的空氣吹進校園；同時知識份子必須說真話、說實話。可見，他們在生前對於社會的弊端是看的很透徹的，可他們在臺上權柄在握之時為何不說這樣的真話、實話呢？答案當然很簡單：對於失去生命的恐懼，對於眼前名利地位的眷戀。

筆者對錢、季諸人物之學識，敬佩的五體投地，尤其季羨林先生的「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一文令筆者亦不禁潸然淚下。然筆者卻對這幾位的氣節風骨頗不以為然，他們要在臨終之際，或退隱之後方有說真話、說實話的勇氣，而「武將死於陣前，文臣死於直諫」，華夏傳承千百年來莫不如此，中國傳統士大夫死于犯言直諫者不知凡幾；錢、季諸君身為當代學術泰斗，然其風骨較之先人相去何止千里，即使與同輩之陳寅恪先生相較亦難望其項背。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若錢學森、王蒙、季羨林諸公能夠在生前大權在握、人生叱吒風雲的當口，說出同樣的話並付諸於行動，才是真正的正義之人、真實之人，才真正是萬千學子之楷模。他們本可像屈原、海瑞那樣名垂青史，只可惜他們卻選擇了在人生的大半旅程中趨炎附勢，甚至不無為虎作倀之舉。

錢、季諸公臨終前的善言，并不是媒體渲染的什麼幡然醒悟的警句留言，更多地恐怕是對自己一生的懺悔與哀傷，並希望由此得到後世的寬諒與殷鑒。「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錢、季諸公有幸未做秦人，尚有暇自哀；聞其言之後人哀者哀也，卻不鑒之；近日清華園百年華誕，不見學者三千，只見冠蓋雲集，清華校長諂媚于權勢人物，惶惶如奔走之奴婢，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