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來，中國大陸螢屏基本充斥著四大類題材戲劇：一、描述滿清康熙、乾隆皇帝們的戲劇，又或以格格、貝勒們的生活為題材，俗稱“辮子戲”；二、中國共產黨與日寇、國民黨、土匪等鬥智鬥勇，最終邪不勝正，我黨取得偉大勝利，此類影視劇號稱“主旋律作品”；三、效仿日韓台的青春偶像劇；四、翻拍古典名著，其中包括翻拍金庸、古龍武俠劇的影視作品。而講述當代大陸人民真實生活狀況的，近年中僅有「蝸居」一部而已。

    反映當代現實題材的作品，投資人與導演限於當局意識形態的管制，一般不願涉足，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如果製作能讓老百姓叫好的節目，在廣電總局則難以通過節目審查；你能通過審查，老百姓又覺得離現實脫節太大，往往遭來罵聲一片。「蝸居」能夠突圍得以播映，確實很幸運。

    如果說當代題材屬於拍攝禁區可以理解的話，筆者對有這樣五個人從來沒有被拍攝過卻感到很不解，他們是：屈原、謝安、岳飛、文天祥、史可法。70年代，筆者上小學時便特別景仰岳飛，那時看《說岳全傳》，看到岳飛在風波亭遇難，當時就哭了；可長大以後，卻發現大銀幕、小螢幕從來都與岳飛無關，也與屈、謝、文、史諸位無關。這是為何？筆者仔細尋找這五位的共同點，只有一個：他們是漢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

    如此，筆者更加不解，為何民族英雄沒人拍？是所有華人導演無一人想過要拍，還是另有蹊蹺？筆者找了幾位“體制內”的朋友一探究竟，得到這樣幾個答案：其一，屈原不惜以死抗拒國家統一，與黨的國家統一理念背道而馳；其二，謝安、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之所以名留青史，是因為他們抵抗五胡、女真、蒙古、滿洲等民族，拍攝他們，很可能招致國內少數民族的抗議，與黨的統戰路線與和諧社會的精神相違背；其三，岳飛、史可法親自鎮壓過農民起義，這在意識形態上是“與人民為敵”；其四，1949年中共建國以後有一潛規則，古往今來最偉大之英雄非中國共產黨莫屬，任何有可能挑戰黨的崇高地位的人物，都是禁區，而這五位不幸可謂樹大招風，成為雷區。

    此前，筆者很為抗日時期的國軍鳴不平，付出如此慘烈犧牲，卻換來“敏感題材”的回報，現在方知其實國軍很走運了，好歹也拍了幾部影視劇，算是亮過相了；而岳飛等五位卻連亮相的機會也沒有。

    以筆者的認知，這四條理由的前三條早晚都會突破，《勇敢的心》、《亂世佳人》這些影片的成功，充分說明歷史歸歷史，現實歸現實，觀眾是能分辨的，也沒見英格蘭人、黑人抗議這些電影，英美政府也沒認為這會令國家發生動盪。又譬如，國民黨的金溥聰、大陸歌手那英都是滿洲八旗後人，中國拍攝岳飛、史可法，很難想像他們會抗議。恐怕難以突破的是最後一條：古今中外無任何人的地位可以超越中國共產黨，這是真正的禁忌。

    對於岳飛等人應不應該拍，值不值得拍，本文不去討論；只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喪失了「浩然正氣」，是件太可悲的事情。如今，大陸的學校歷史教科書中謝安、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已禁稱「民族英雄」，而冠之以「抗秦、抗金、抗元、抗清著名將領」等稱呼。令人稍許寬慰的是，在對岸台灣這些人在教科書中仍被稱為「民族英雄」。

    至於這最後一條中共何時能放下身段，恐怕還要看炎帝、黃帝。在2005年連、宋大陸行之前，中國共產黨是從不拜炎黃的；之後北京方面令豫、陝兩地官員每年祭日前去拜祭，其目的一為統戰，二為作秀，三為經濟利益驅使。當有一天，中共某位總書記願意親至炎黃面前，以赤子之心屈膝時，意喻著共產黨人終於肯承認某些列祖列宗確實比中共的歷史地位要高出一些，到那時岳武穆、文丞相在銀幕上與觀眾見面的時間就為期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