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中共建國至今，在大陸成長、接受教育的中國人，除了「叛國分子」達賴、「民運異議人士」高行建、「刑事罪犯」劉曉波等3人先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及文學獎外，尚無一人能夠堂而皇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份獲得過諾貝爾獎，這是我們中國人的人種有問題嗎？可在此期間，有中華民國教育背景的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有香港教育背景的崔琦、高錕，及美籍華人朱棣文、錢永健等先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另外還有一位在中國生活了38年，雙重國籍的賽珍珠女士在1949年之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從北京不時傳來諾貝爾委員會對紅色中國有偏見、有敵意的喊話，筆者無從偵知諾委會是否確以意識形態作為頒獎的標準，僅以自身四十年來在大陸成長、受教育的認知，來判斷這件事情。

其實，為何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無人問鼎諾貝爾獎，陳寅恪先生早在1929年就給出了答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年後，陳先生更以實踐為我們解讀了何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時中共邀陳先生北上任職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先生回復：請毛澤東同意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桎梏再研究學術，不僅我個人如此，我要求我的學生都要如此，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若毛先生不允許，則我身體不適礙難北上；若當局執意欲吾北上就職，我的態度是“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在當今大陸，每一個小學生新生入學的第一周，就要進行共產主義少年先鋒隊入隊儀式，每名小學生都要戴上紅領巾自動成為該組織的一名隊員，老師們向學生宣講紅領巾是五星紅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鮮血染成的。隨後，全體學生跟隨老師宣讀入隊誓詞“我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力量”。之後，在6年的小學生活中，每週都要集合演唱少先隊隊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諷刺的是，在1945年的國共談判中，正是中共一方提出國民黨、三青團、共產黨、共青團均應禁止在學校發展組織，可見孰是孰非共產黨人其實是很清楚的。

每個人的價值觀與政治取向，無疑應在他長大成年、思想成熟以後，自己選擇其人生道路，而大陸當局卻強制每一個6、7歲天真無邪的孩子加入其基層組織，對其灌輸奴化思想，剝奪了他們選擇、思考的權利。在大陸若拒絕佩戴紅領巾，那你無疑是個怪物。在課堂上，個別有勇氣的教師會告訴學生“以下我所教的，教科書上所寫的未必是事實”，絕大多數教師則選擇了飯碗至上，為當局服務，將“思想啟蒙工作者”的神聖職責拋諸於腦後。可怕的是，這些孩子們長大以後有些人為了權貴夢選擇效忠於當權者，有些人選擇做良民，有些人投身“六·四運動”成為「罪犯」，有些人選擇去生產三聚氰胺牛奶、瘦肉精，成為富商。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能指望有人榮膺諾貝爾獎嗎？

近十年來，大陸的大、中、小學全面實現了學校企業化、教育產業化，辦學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攫取金錢，因此形成了巨大的、牢不可破的產業鏈。在利益的驅動下，教育部門發動一切機器鼓吹“不能輸在起跑線上”，製造各種人造“名校”、“名園”、“排行榜”，孩子們要上好一點的幼稚園，家長需花費每學期上萬元的學費；到了小學階段，又要從每名孩子身上榨取15000元以上的入學費，又舉辦各種收費昂貴的補習班，或勾引，或強迫孩子們參加；到了中學階段，入學費用高企至50000元，少數中學收費竟高達10萬乃至數十萬，對人民之敲骨吸髓實令人髮指。現今大陸之大學個個修建的富麗堂皇、高樓聳立，讓我們見識了大學之“偉大”，然而校園內教授、校長皆官僚，獨缺真正的學術大師，大陸之大學學術造假、論文造假早已是普遍現象，學生們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成長，耳濡目染踏入社會後，現在是生產假藥、毒奶、毒肉，以後愈加發揚光大，想必中國人民會不斷學習到新的理化名詞。

無論是為提高國民素質與道德觀，還是期盼未來有大陸學者堂堂正正站在諾貝爾領獎臺上，道路只有一條：先摘掉六歲頑童脖子上的紅領巾，若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華民族終難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當政者亦必自償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