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6年起，中共在中國開始進行土地改革運動。其形式為：在農村根據擁有土地的多少，將人民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四個階級，然後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分配給貧農。以此製造廣泛的階級對立，由此中國語文出現了一個新名詞-「階級鬥爭」。在城市，共產黨根據人民擁有財富的多少，劃分為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商販、工人無產階級，同樣沒收資產階級的財富，但並不分配給工人，因為工廠的車床機器不能每人拿走一部分零件，廠房也不能每人分一些磚頭回去。因此工人需要照樣工作，只是發薪水的換了「新老闆」，正因如此，共產黨運動在農村往往如火如荼；而在城市，共產黨從1927年-1949年發動的所有暴動，應者寥寥，全部以失敗告終。最極端的比如長春、太原等城市，被共軍圍困達半年以上，依然沒有發生中共夢寐以求的“工人階級起義”。毛澤東是共產黨內第一個發現這種現象的，他發明了一個新的鬥爭策略-「以農村包圍城市」，並由此推翻了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

在意識形態上，不沒收地主、資產階級財產的，中共稱之為“右傾”；而連中農、富農、商販的財產也要沒收的，則稱之為“左傾”。當然，在二者之間，中共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鬥爭的需要，相機調整。因此，許多人今日尚屬“革命群眾”，明日即成“階級敵人”。

在任何國家任何歷史時期，總歸是缺錢少地的人數遠多於財大地廣的人數，在號召暴動推翻政權時，確實一呼百應，人多勢大，中共之方法確然有效。然而，中共卻擊穿了社會道德與法律的底線，中共並不調查所要鎮壓、沒收的這些人，他的財產來源是否並非巧取豪奪而來，而是合法經營所得，或祖上有德傳承於他，而是一律沒收，中共雖因此最大限度地獲得了貧農的支持，成功奪得政權，但卻將中國人民的價值觀、是非觀徹底顛覆，有許多人說如今大陸社會道德淪喪、素質低下，實皆拜中共所賜。當年國民黨稱其為“匪”，倒也不是全然栽害。

1958年，中共在大陸的統治已然穩固，中共開始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將農民的土地全部收歸共產黨所有，自此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國共產黨成為唯一產權人。

1979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瀕臨崩潰，各種生活物資極其短缺，鄧小平始推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農民向政府租賃土地，每年向政府繳納一定數量的農產品，多餘部分可以自行支配。自此，中共實際上已成為中國唯一的地主。

1987年，中共開始推行城市住房商品化試點，開始將土地使用權拍賣給開發商，人民購買房屋後，獲得兩證：房屋產權所有證、國有土地使用證。在兩證上根據土地性質的不同，注明使用年限50-70年不等。

20多年來，拍賣土地所得已是一個天文數字，中共政府已富甲天下，即連美、日等國亦瞠乎其後，僅去年土地拍賣所得即近3萬億元，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最大宗來源。與此相呼應，一個個天價「地王」，你方唱罷我登場。

而當人民買不起房，民怨沸騰時，中共則移罪于開發商，稱開發商“太黑心”，企圖轉移人民視線。開發商們不堪輿論千夫所指之壓力，亦採取各種途徑表達：在建築屋宇的必要成本支出與房屋銷售所得之差額部分，有7成以上落入政府囊中。毛澤東言：槍桿子裏出政權。這槍桿子裏真是什麼都能出。

對於房屋70年使用權期滿後如何處理，目前當局的規定相當曖昧：「70年期滿後，依據國家有關規定自動續期」。這意味著期滿後，買房人是否需要再度繳納土地出讓金的可能性是一半一半。如果屆時中共當局的規定，是要求繳納續期費用，那麼窮一生之力才得以還清房貸的房奴們，瞬息間畢生之努力皆化為烏有。20年來，年年都有人要求當局將此規定修正為：「70年期滿後，無償自動續期」，然年年皆石沉大海，今年之“兩會”依然如此。

筆者以為，中國人民可以退一萬步，將多黨制、三權分立等普世價值觀全部放棄，而對於土地問題如何解決，是在現階段下考量中國共產黨本質的唯一標準。中共應首先理清全體國民、執政黨、土地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應是人民委託執政黨進行土地交易拍賣活動，交易結束後，一個對人民有善意的政黨，理應將土地拍賣全部所得歸還給人民。而這個政黨如果將其盡數裝入自家囊中，這是怎樣的一個政黨？

有人曾大膽問：這些財富政府如何使用？中共答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再問：如何用之於民？無人答，無人應。三問則恐有牢獄之災。筆者以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八個字表達並不準確，理應是「受民之托，還之於民」。

中國之版圖自秦漢時便已基本框定，與爾等何干。將華夏之土地賣給華夏人民，儼然以外國殖民者自居，亙古未見。憲法有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然人民並未賦予你們這樣的權力，爾等的權力從何而來？神授乎，天授乎？亦或馬克思托夢於爾等？

孫中山言：執政黨應為「人民之公僕」。回首中共對於中國的部分乃至全部土地擁有話語權及支配權，這80多年的演變道路，中國人民恐無福讓共產黨做僕人，但是否應將主人的東西還來呢？否則，應當用哪個辭彙來形容貴黨呢，筆者不敢說，百年之後總會有人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