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數年來，由於互聯網的日益普及，鳳凰衛視等媒體的不懈努力，中國抗日戰爭的真相已逐漸顯露，而曾經參加過抗戰的國軍老兵的處境亦日益引起各方關注。

這些老兵青少年時期為了國家、民族的命運不惜犧牲他們的一切，包括他們的生命，他們是真正的民族脊樑，無愧於“民族英雄”這一榮耀。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由於政治的原因，不幸在隨後的內戰中埋屍荒野；1949年後，未能跟隨國民政府退往臺灣而留在大陸的國軍官兵，幾乎全部遭到了殘酷迫害；現如今，他們大都晚景淒涼，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

在大陸，有許多民間志願團體自發向他們捐款捐物，以使他們的生活能夠得到稍許改善，並藉以表達對於這些老兵當年拋頭顱灑熱血為國盡忠的感激之情。當記者把話筒遞到這些老人的面前，這些老兵幾乎全部表示，在離開人世之前只有兩個心願：一個是希望得到一枚抗戰榮譽勳章，另一個是希望他們死去的戰友能有安息之地，至於金錢物質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而其中幾位老兵的敍述尤其具有代表性而令人悲涼。他們的故事，也許現今的臺灣人絲毫不感興趣，但筆者仍希望盡自己的綿薄之力讓臺灣的中國人知道這些老兵的悲愴一生。曾在廣州任中學歷史教師的張訪朋敍述道，當他講課教授到抗戰時豫湘桂戰役一節時，往往哽咽而無法繼續授課，因為教材第42頁有這樣一段：1944年4月，日軍進犯河南，國民黨軍湯恩伯部不戰而逃，日軍輕取許昌。而這位張教員正是參加了當年許昌保衛戰的老兵，張說道，當時駐守許昌的國軍新29師，自師長呂公良以下幾乎全部壯烈犧牲，然而他們的犧牲在若干年後，換來的卻是“日軍輕取許昌”6字。1990年代，張教員在退休後，離開廣州，在許昌當年呂將軍的陣亡之處，自己出資豎起了墓碑「新二十九師抗日陣亡將士之碑」，而為防被城管、公安等部門拆除，張教員在墓碑旁支起了帳篷，日夜陪伴著墓碑，抱定了與陣亡袍澤同榮辱共生死的決心，數年來始終不懈。

而另一位參加了遠征軍之役，目前流落在緬甸的老兵，對記者言道，遠征軍在撤離緬印返回中國前，在同古、仁安羌、孟拱、密支那等許多戰場修建了陣亡將士陵園，將負傷一時不能歸隊的傷兵留下看守陵園，杜聿明、孫立人、廖耀湘等將領曾對他們言道：待有一天國家和平了，沒有槍炮聲了，就會來接他們回去。然而，此一去便滄桑巨變，歸家之途咫尺天涯。這位老兵曾于1960年代寄家書給昆明的表姐，詢問國內政局是否可以歸國，不想就是這封家書令其表姐被紅衛兵毒打致死，這位老兵對著記者苦笑道：現在你們稱我是緬甸華僑，可我自從18歲離開學校投軍報國，隨遠征軍赴域外作戰，1945年奉命留在緬甸，此後一生從未申請加入緬籍，怎麼就不是中國人了呢？筆者言：一位真正的愛國者，少小離家，一腔熱血，報效國家，而這個國家及其政府又是如何對待他的呢？

一位叫劉桂英的老太太，是隨遠征軍翻越野人山的1000多名女兵中唯一的倖存者，這位本應與花木蘭、穆桂英同輝的巾幗英雄，卻在1949年後，屢受拷打迫害，過著晚景淒涼的生活。

在八年抗戰中，共有330多萬國軍官兵為國捐軀，國民政府當時在全中國建造了數千座陵園安葬這些忠勇的將士。1949年後，這些陵園幾乎全部被炸毀削平。對比同為戰勝國的美、英、法等國，參加了二戰的老兵所受禮遇，中國的抗戰老兵可謂淒慘到令人髮指；而身為戰敗國的日本，不要說軍人，即使是戰死的軍馬亦能得到一份榮耀。

在大陸，幾乎每個城市都有為紀念國共內戰中陣亡的解放軍而修建的極其莊嚴堂皇的陵園、墓地等建築物，而紀念抗日戰爭的相關建築物則少之又少，而越來越多的人民覺醒到無論國共內戰雙方孰是孰非，誰正義，誰反動，都無法與抗日戰爭這一民族獨立戰爭的歷史地位相提並論。人們利用各種場合呼籲中國共產黨能夠給予國軍抗戰老兵一份應有的待遇，然而多年下來，收效甚微。

筆者對中共忽然良知發現，善待國軍抗戰老兵不抱任何幻想。僅僅希望對在台的中國國民黨，說一些肺腑之言：要求貴黨與中共洽商修正教科書，出資恢復重建國軍抗日烈士的陵園、墓地，為老兵們發放撫恤金等事項，確實是強人所難，恐國民黨亦力有不逮；然而，在今年的10月10日，邀請他們來到臺灣觀禮，授予抗戰榮譽勳章，確是貴党極易辦到的事情，諒中共方面亦不致橫加阻撓。今時今日尚存之抗戰老兵均已年過九旬，全大陸及流落在緬、泰等地的抗戰老兵總數亦不過200餘人，讓他們在風燭殘年最後看一眼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能夠在胸前戴上一枚榮譽獎章，無論對中國國民黨還是中華民國政府都是一份義不容辭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