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直深信，「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無分其膚色、文化、宗教，都有好人和壞人」。因此，一直以為自己是一個講求種族平等的人。即使，從小，身邊的人們都說上海人小氣、排外、自傲，不易相處，我也不以為然；即使，整個社會輿論都在以「窮山惡水出刁民」來諷刺河南人，我也不能苟同。

近年來，大陸某些知名學者，對辛亥革命、對孫中山，提出不少批評，認為同盟會的黨徒們，為了爭奪權力，一味煽動國民，不惜以暴力革命、流血的方式，推翻滿清政權，以逞其私慾，使得滿清當局原本按部就班的憲政改革半途而廢，導致中國直至今日仍未實現真正的憲政；而在近期的昆明流血事件後，孫文身上又被這些學者按上了另一個標籤：「恐怖分子」，因為在清末，同盟會最擅長的就是暗殺、炸彈襲擊。

這些大教授、大學者，似乎有意無意的忘記了三民主義的第一條：民族主義；更忘記了同盟會黨綱的第一句話：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學者們又以大英帝國、日本帝國為例，認為實現憲改，未必要推翻皇帝，決不能動輒暴力革命，最重要的是穩定、循序漸進。

這些高人們似乎又忘了日本國幾乎100%是同一種族；英國雖是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四族共和，但英格蘭人卻是最大族群。時光倒退至1911年，如果當時的中國是宋帝國趙氏，或明帝國的朱氏秉政，進行憲改，相信孫文及其同道必會與政府合作，而不再有所謂「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一說。

這些學富五車的學者們尤其令人難以接受的觀點：孫文及其領導的同盟會是個恐怖組織。同盟會所暗殺的對象皆為滿清各省督撫、或皇親貴戚，有以無辜平民為目標的襲擊行動嗎？

為何在大陸會悄然發生貶抑辛亥革命、打壓孫中山的逆流，倒並非本文要探討的重點，而是通過這一交流，筆者發現自己還是有種族歧視的思想，並非原以為的眾生平等，在骨子裡對於曾經征服華夏的滿、蒙、日等還是有敵意的，對於某些學者所鼓吹的各族共和，無分華夷，終是無法接受。

既然承認自己有種族歧視的思想，那麼，當今世界，應歧視怎樣的民族呢？思前想後，發現確有一個歧視的對象：泰國人及其同道。為何？因為「契約精神」。

 四年一次的大選就是一種契約，願賭服輸，「契約精神」是一種風範、一種素質，除非你有對手在選舉中舞弊的證據，否則，你心中再不情願，也應體面的祝賀對手；又或者，當選者在執政期內，有賣國、貪瀆這樣的明確事例發生，而司法機構無所作為，你才可考慮以暴力的方式，阻撓政府正常運作，甚而衝擊、霸佔政府機構。否則，你的這些行止，都是對「契約精神」的挑戰與踐踏，願賭不服輸，輸了便耍賴，這樣的民族，值得別人尊重與信任嗎？

近日，台灣部分民眾衝擊立法院，毆打警員，毀壞政府辦公用品，已突破了民主政治的底線。自己無能，無法佔據立法院的多數席位，為達成阻撓某項議案表決進程之目的，便採取如此手段，與無賴何異？與中國大陸文革期間，動輒砸爛公檢法的紅衛兵小將們，又有何異？

在立法院處於少數、在大選中敗北，這說明你的思想、你的政見尚無法代表台灣人民的主流，你應痛定思痛，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以期在下次競選中扭轉乾坤，而決不能以暴力的方式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這是對民主政治的反動。

此前，台灣政治的不當舉止尚僅限於立法委員之間的肢體衝突，已處於可接受的底線，而此次某些民眾對立法院的衝擊，充分暴露了台灣某些族群素質之低下，實令人鄙夷。

一直以來，都希望台灣的民主政治或能成為大陸之表率，甚而是燈塔。只可惜，這是怎樣的一座燈塔？這些人群，最能蠱惑人心的口號：「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你真的有國民黨處心積慮，準備將台灣演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特別行政區」的證據嗎？只憑一種臆測，便可採取暴力方式。明日，我也大膽臆測，後日，他也大膽臆測，大家都去訴諸暴力，終於成為一座令人鄙夷的「燈塔」。

此前，曾多次撰文，對女歌手張懸小姐，在大陸「烏坎村事件」、「曼徹斯特國旗事件」之行止予以不吝褒獎，而此次衝擊立法院事件，張懸小姐終於站在了我的對立面，尤覺扼腕。

而國民黨的領袖們則更加可悲，王金平與馬英九貌合神離，早已成為綠營中一分子，對於他所領導的立法院被泛綠民眾霸佔，恐怕正在雀躍不已，怎能指望王某人動用「警察權」來保障立院的正常運作？而馬英九的懦弱、對於獨派勢力的恐懼，令其一籌莫展；當紅炸子雞連勝文則是左右逢源，滿嘴都是不著邊際的胡言；至於張懸的父親大人焦仁和此刻心情如何，耐人尋味。

只想對台灣的執政黨說，2011年，美國也曾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然美政府斷然採取警察行動，將彼輩繩之以法，捍衛了民主憲政的尊嚴。

決不能為保護少數無賴的自由，而葬送大多數人的權益。而從蔡康永、魏德聖、鈕承澤、王小棣、張懸、何韻詩、五月天、九把刀等這一干反中保台義士，及至台灣朝野政黨之所為可見：尊重「契約精神」，秉持民主憲政之道路，何其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