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紅樓”：北美女性文學漫談  

陳瑞琳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北美的華文女性創作，不僅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大陸的文壇，同時也帶動了整個世界華文文學的創作熱潮。她們擺脫了前輩作家的那種“無根”之痛，也逐漸消解了遊子思鄉以及生存壓力和文化衝突的巢臼，開始把創作的關注點放在了超越地域、超越國家、超越種族的人性與人類關懷，尤其是放在了“人”的情感浴場，去探索和尋找“人”的合理存在方式。

在國際文壇，男性寫作群體一直呈現為強勢，以諾貝爾文學獎為例，男作家占絶對多數。在中國大陸，也是男作家占主導地位，包括各種獎項的評選。但在海外的文學生態中，女作家卻顯然佔據了優勢，呈現出山花爛漫的獨特風景。據不完全統計，在北美出版過長篇小說的新移民女作家就已超過百人，可謂陣容強大。

如何解析當今海外華文壇的“紅樓”現象？一來是女性與文學原本就有著天然的血脈，生性中敏感多情，善於吸收又渴望傾訴。其次是異國的漂流，帶來移植之“痛”，水冷水暖，女人先“知”。

 很顯然，很多的海外女作家都是在生命的“移植”之後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創造力，比如當年旅居瑞士的趙淑俠，旅居美國的於梨華，旅居德國的龍應台，還有後來行走在東西方的嚴歌苓、張翎、虹影等。趙淑俠早年的創作是為了抵禦寂寞，龍應台的創作來自於她有話要說，嚴歌苓是因為自己的藝術觀念受到了重新洗牌。所以說，移民生涯的動盪變換，自我失落的重新尋找，精神母語的“療傷”與“救贖”，在經濟生活的初步穩定之後，首先被激活的就是女性的創作慾望。

“移植”必然要傷根，要面臨新土壤的考驗，甚至要打碎了自己重造。女性比男性似乎更容易受傷。怎樣找到自己的存在？文學成為一個重要的出路。

關於心靈的“療傷”，真正意義的寫作，既可以“療”自己的傷，也可以延申為“療”民族的傷；文學的“救贖”，可以是拯救自己，幫助自己成長，最終也可能成為人類進步的一種尋找。

說到北美女作家與男作家在創作氣質上的差別，很明顯，女作家們更看重“人”的本源意義，即“人”在這個世界中所承擔的各種角色。她們很善於在紛紜複雜的情感世界中再現“人”的衝突與力量，因此具有了向“內”看的情感創作特徵。男作家則多喜歡寫燕趙悲歌，即所謂的“向外看”。只是他們很少正面迎擊，而是採取側攻，走進大歷史鮮為人知的深處，發現各種逼近真相的春秋傳奇，他們的企圖並不是寫人，而是渴望穿透歷史的心臟。 

台灣女作家朱天心認為，小說家分兩類，一類是紅樓體系，一類是三國體系，她認為的三國體系，表現為漫長的時間、廣闊的地域、眾多的人物、跨社會各階層展開的歷史畫卷。由此推論，北美的女作家顯然多是紅樓體系。回看中國的當代文學，歷來重視的是作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忽視的正是文學的情感價值。從這個意義看，北美女作家的“向內”努力，不僅僅是注重個體生命存在的“紅樓體系”，而且也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補充。

    關於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整體創作成就，突出地呈現在兩個方面，即“離散”與“回歸”。“離散”主要是正面地書寫異域生活的文化衝突，“回歸”則是站在海外的新角度，“回歸”到中國書寫。前者的代表作家有最早表現大陸留學生海外遭遇心理掙扎的查建英，反思一代人傳奇命運的周勵，解剖“邊緣人”的嚴歌苓，遊走在雙城記裡的張翎，塑造獨立女性人格的陳謙，直面生命衝突的曾曉文，撬動性愛槓桿覺醒的融融，尋找人性詩意的張惠雯等，她們從不同的人生角度，展開了移民世界的文化挑戰。有關回歸中國書寫的作家作品，除了嚴歌苓、張翎、施瑋、袁勁梅等的大量作品，應該提到的還有艾米的《山楂樹之戀》、李鳳群的《大風》、董晶的《七瓣丁香》、杜杜的《中國湖》、虔謙的《又見洛陽》等，均出手不凡。

　  值得深思的是，在今天的北美女性寫作中，很多女作家希望跳出女性主義的標籤，其實大可不必。面對眼前急劇變化的科技時代，傳統的愛情與婚姻正在面臨消亡的挑戰，性別所帶來的焦慮與困惑不僅沒有淡化，卻是越來越尖鋭，而且變得更加複雜和豐富，書寫愛情與婚姻的困境，也是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

    當然，女性文學所面臨的深層困惑，一方面是強調女性的精神獨立和情感獨立，另一方面，作家們也不得不承認：女性的生命理想又不能沒有男性的參與和共享，即女性在其個體生命的價值追求中，一方面要對抗男性中心的壓迫和掠奪，同時在愛的實現中又必須以男性為依託（同性戀者另論）。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同時也成為女性主義文學最為困惑的宿命。怎樣來破解這樣的宿命，怎樣來平衡陰陽生命的格局，考驗的不僅僅是女性的智慧，也考驗著人類的智慧。

任何時代，判斷一個好作家，只有一個標準，就是看這個作家是否為文壇提供了獨特的探索貢獻。北美的女性作家，接受了跨文化的洗禮，從東方走到西方，這必然使他們看待歷史和生活的視角發生了重大的改變。

當今的世界文壇，由移民創作的文學正在凸顯其重要地位。在北美，無論男性作家還是女性作家，雖然各自出發的方向不同，但最終的落腳都是在開拓華語文學的精神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