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長選舉案二審定讞，此一判決對惡質的政風與選風，非但沒有激濁揚清的作用，反而必將使選風與政風更趨下流。我們尊重司法判決，但面對公正選舉及政治正義的失落，只有無語問蒼天。

就在二審推翻一審判決同日，中選會「公投綁大選」亦是橫柴入灶。政客以權術贏得選舉，政黨又用國家機器「綁」選舉；然而，輿論不足畏，道德不必論，司法亦不能懲奸除惡，真是公理何在，正義蕩然！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定黃俊英敗訴，認為「走路工」事件固有可議，但不符合選罷法的要件，因而改判。高院判決的理由，主要是法理邏輯的推演。公職人員選罷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對於候選人、有投票權人或選務人員，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他人競選……」這裡所謂「其他非法方法」為何，是本案的關鍵。第一審判決認為，陳菊陣營在投票日前夜操作「走路工」事件，使黃俊英陣營無法及時反應，已造成選舉不公，符合法律規定的「其他非法方法」要件。但高院認為，依邏輯解釋，法條中「其他非法方法」的抽象規定，應與強暴、脅迫作相類似的解釋；因此，操作「走路工」事件並非與強暴、脅迫相類似的行為，故不構成本條之要件。

雖然如此，高院亦指出，陳菊陣營操作「走路工」事件、以損害黃俊英名譽的方式求勝是可議的行為；但因法律未予規範，必須修法方能端正選風。換言之，高院選擇謹守法律邏輯，而讓使用卑劣手段的政客免於受到制裁。這種結果，可謂「口頭上還黃俊英公道，實質上則縱容了陳菊」。

法院這樣的態度形同給不法投機之徒大開方便之門。上屆總統大選發生三一九事件，藍營亦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因總統副總統選罷法也有和公職人員選罷法相類似的規定，所以當時的訴訟，亦發生「公投綁大選」、「強制軍人留守」、「三一九事件發生後不當宣傳」等民進黨政府或助選人員的作為，是否符合與強暴脅迫類似之「其他非法方法」的爭議。

上述種種作為，其嚴重程度恐怕更甚於陳菊陣營在高市操作「走路工」事件。而且，這些作為確已影響選民投票意願或投票意向；因而，當時的法院判決實應作出正面判斷。例如，藍營主張，公投綁大選有暴露選民政治態度的危險，這在中南部的影響尤大，當已構成「強暴脅迫」的要件；卻均不為法官所採，而判決藍營敗訴。

總統選舉官司判決之後，似乎意味「公投綁大選」是合法的手段。於是在即將來臨的下屆立委選舉，和下屆總統選舉，遂演成民進黨準備以「討黨產公投」和「入聯公投」來綁架選舉；而國民黨則以「討國產反貪腐公投」和「返聯公投」來「反綁」。大家都綁架選舉之後，進而演成投票程序「一階段領票、兩階段領票」之爭，以及「公投票和選舉票印在一起」之爭，以圖將選舉綁得更緊。這樣一來，選民的自由投票環境受到嚴重威脅，投票自由意志受到擠壓，整個民主選舉的正當性也大大動搖。請問，這是否正因法院判決不能體察社會民情、不能承擔責任，於是對不法投機之徒大開方便之門？

如今，法官再度告訴不法投機之徒，類似「走路工記者會」的選舉奧步可以使用，非在法律懲罰的「其他非法方法」之中。此種情勢演變下去，選風政風之沉淪將伊于胡底？民主將成什麼品質？

本案宣判前，法院大動作要求保護法官，但宣判結果受到不利判決的藍營，卻是眾所周知是不會有什麼強烈行動的；法院事先已知判決結果，而竟裝模作樣地仍請求保護，這真是虛偽做作。然而，此一判決無異鼓勵大量「其他非法方法」盡可肆無忌憚地用於選舉之中，政風與選風之必將更趨下流，未卜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