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殺的人為甚麼越來越多

作者 : 陳道軍

9月10號是第五個「世界預防自殺日」。僅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國每年有28萬多人死於自殺，兩百多萬人自殺未遂。官方背景的專家表示，在這些自殺人群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憂鬱症。是甚麼樣的憂鬱使人產生了徹底地自我了結，絕塵而去的自殺呢？官方的專家、媒體顯然沒有或者不敢說出自殺的深層原因。

人生而自由。選擇自殺是與人類文明同時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可以說，人類的歷史有多長，自殺的歷史就有多長。自殺不是恥辱，更不是罪惡，也未必是怯懦、未必缺乏理智。

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出生，卻有權力處置自己的身體。生存還是死亡，就是我們對自己生命是否延續、結束的一種選擇。屈原自殺，憂國憂民；項羽自殺，英雄末路。王國維自殺，殉情文化。

可是，本當生而自由的人一旦投胎為 中國人便沒有言論自由，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沒有集社集會的自由，沒有免於恐怖統治和剝削的自由，沒有遷徙的自由，沒有選擇政府官員的自由。因此，專制之下，便是一個個不正常的，身體和靈魂都受到不同程度摧殘、扭曲的人。如果不反抗，中國人一來到人世，就開始了慢性自殺。

經濟上受剝削，百姓就會虐待子女，子女長大又虐待年邁的父母。從而人人感到生存艱難；言論沒有自由，不能言為心聲，自說自話。憋得太久，心病由此叢生；信仰沒有自由，靈魂沒有屬於自己的寄託，強烈的無助感致使心病加劇。

不能自由結社集會，難以自由選擇理想意氣相投的同路人，從而更加孤獨、孤僻。不相信人，也沒有互助合作精神；不能自由遷徙，沒有選擇政府官員的自由，試圖逃避土豪劣官，另謀出路都不得。你還得迫不得已地為騎在頭上腐敗低能、荒淫無恥的官員鼓掌致意。

生命畢竟只有一次，人人都應該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可是，1988年夏天，我的嬸娘以及村裏好幾個不堪苛捐雜稅的農民都被逼自殺。

那年冬天，如果不及時搶救，被派出所警察和鄉村流氓搶去耕牛抵擋農業稅、雙提款的父親也會用使用多年的牛鞭結束生命。金堂人李霞因於1989年參加成都靜坐、聲援「六四」，川大畢業後卻被分配到即將倒閉的企業。1990年冬天，飽受歧視、欺凌的李霞跳樓自殺。我的父老鄉親們自殺，是因為專制的殘酷剝削。

川大高才生李霞自殺，是專制對言論自由的迫害。一句話，他們同當今失業大學生，下崗工人，失地農民，沒有生活和醫療保障的老年人，乃至被欺騙愚民教育迷失了心志而自殺的在校中學生、大學生一樣，問題的根源在共黨專制統治，是專制迫使他們走上絕路。在基本人權沒有保障，個體自由發展被專制統治壓搾得逼仄、扭曲之下，自殺是對專制統治絕望的控訴，一種消極反抗。

官方專家片面而又籠統的「自殺者心裏脆弱論」或「要挾他人論」是對自殺者的誣衊，對現實矛盾的迴避，巧妙、無恥地拍了共產黨的馬屁。

是的，有人會反駁我：美國作家海明威、港台著名藝人鄧麗君、張國榮都自殺了。你為甚麼偏偏拿中國人自殺說事呢？當然，我不迴避自殺是一個世界問題。可是，如果不搞清中國越來越多的自殺人口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自殺者有著本質的差別，我們不僅找不到自殺的真實原因，自殺的中國人還會越來越多。海明威以及鄧麗君張國榮們的自殺並不意味著他們人生的失敗。他們的作品或歌聲證明了他們的成功。

然而，在他們不斷追求更高人生境界，一次次自我挑戰之中，思想、情感與現實，與個人能力、素質發生了衝突，產生了無力、甚至荒謬的感覺，得不到解脫，又不願向後退，或降低要求，因而從抑鬱走向自殺。當今大多數中國人自殺，卻源於制度的黑暗，當政者的無道。毛澤東時代對國人的意識形態恐怖，鄧小平、江澤民又把中國人當作沒有思想、沒有尊嚴，只知道吃飯睡覺的「人豬」，卻又放縱權力對民眾的利益掠奪。物質和精神的出路都日漸逼仄、受壓。稍有自知之明的人怎不活得壓抑、屈辱？

同樣，那些以「好死不如賴活」為人生信條的中國人是不會自殺的。在降低日常生活品質的同時，他們以對現實的忍受、屈從甚至麻木不仁的方式正在暴政的高壓恐怖之下努力降低做人的標準。

自由民主的理念，以及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感，豐富多彩的人性生活對當今大多數中國人簡直是天方夜譚。最後，我要申明：我是不贊成當今中國人自殺的。要知道，中共暴政之下 ，大多數人都還沒有真真正正、痛快淋漓作一回人。

你們要把自殺的勇氣用於揭露、抨擊專制的殘酷、無道，以反腐維權、集體上街抗議的方式，連續不斷地動搖共產黨的獨裁統治。

轉載《自由聖火》

http://www.epochtimes.com.hk/b5/7/9/18/51772.htm?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