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25年：一場至今尚未完成的審判》

～從CIA酷刑到關塔那摩軍事委員會，美國反恐戰爭留下的司法難題。

～2026.9.11  陳宗嶽 整理於台北

2001年9月11日，19名「基地」組織成員劫持4架民航客機，其中兩架撞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塔，一架撞向五角大樓，另一架在乘客反抗後墜毀於賓夕法尼亞州。這場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也徹底改變了美國此後二十多年的外交、軍事與安全政策。

然而，25年過去，被美國政府指為「9·11」主要策劃者的哈立德·謝赫·穆罕默德，至今仍未接受完整刑事審判。

2026年8月，美國關塔那摩軍事委員會終於為案件設定新的審判日期：2028年6月5日。換言之，如果一切順利，從襲擊發生到真正進入審判階段，將接近27年。

問題在於，這一次真的能如期開庭嗎？

酷刑留下的法律後果

KSM於2003年3月在巴基斯坦被捕，隨後被CIA秘密拘押於海外「黑獄」。在那段時間，他遭受長時間剝奪睡眠、強迫站立、裸體拘押、撞牆以及水刑等「強化審訊」手段。

其中最著名的是水刑。

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調查資料顯示，KSM在2003年3月接受了15次有紀錄的水刑，而相關紀錄中「施水」的次數達183次。因此，媒體常稱他遭「183次水刑」，但從技術上說，183指的是水刑過程中的施水次數，而不是183次完全獨立的水刑療程。

這段經歷後來成為整個案件最棘手的法律問題。

因為檢方所掌握的大量供述，並非在一般警察訊問環境中取得，而是在多年秘密拘押與酷刑之後形成。辯方因此主張，即使被告後來在沒有直接施刑的情況下作出相同供述，也必須考慮此前酷刑對其心理狀態與供述自由性的持續影響。

2026年8月，軍事法官Michael Schrama接受了其中一項關鍵辯方主張，裁定KSM在2007年接受FBI訊問時所作的重要供述不得作為庭審證據。法官認為，CIA此前造成的嚴重強迫與心理控制，與後來FBI訊問之間存在無法切斷的連續關係。

這項裁決對檢方而言是一個重大打擊。

因為這意味著，政府不能簡單地把「CIA酷刑取得的供述」與「後來FBI取得的供述」完全切割成兩件事。

「9·11」並不是KSM第一次策劃航空恐怖攻擊

KSM之所以被視為「9·11」主要策劃者之一，也與他早年的恐怖活動有關。

1990年代中期，他曾在菲律賓與外甥Ramzi Yousef參與「Bojinka」陰謀，計畫攻擊多架飛往美國的民航客機。這一陰謀後來被菲律賓警方偵破，但其中已經出現利用民航機作為恐怖攻擊工具的構想。

「9·11」並非突然出現的孤立計畫，而是多年恐怖活動、組織網絡與航空攻擊構想逐步發展的結果。

2007年，KSM在關塔那摩的相關程序中公開承認自己參與策劃「9·11」。然而，這個看似應該終結爭議的供認，反而成為日後證據能力爭議的核心。

因為美國政府必須回答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一個曾經遭受酷刑的人，後來所作的供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認定為自願？

關塔那摩：特殊戰爭留下的特殊司法制度

「9·11」案件沒有在普通聯邦法院審理，而是在古巴關塔那摩灣的軍事委員會進行。

這套制度本身就是「反恐戰爭」時代的產物。

2002年，美國在關塔那摩建立拘押設施，大量來自阿富汗戰爭及其他地區的嫌疑人被送往此處。高峰時期拘押人數接近800人。2025年1月，在11名葉門籍被拘押者被轉移至阿曼後，整個設施只剩15人。

關塔那摩的法律地位從一開始便充滿爭議。

2006年，美國最高法院在「Hamdan v. Rumsfeld」案中裁定布希政府原先建立的軍事委員會缺乏足夠法律依據。國會隨後通過《軍事委員會法》，重新建立相關制度。

但法律依據的補足，並沒有消除案件本身的問題。

相反地，軍事委員會必須同時處理國家機密、CIA秘密拘押、酷刑、證人安全、情報來源以及被告辯護權等高度敏感問題。

於是，一場本應由證據、證人與法律完成的審判，逐漸變成一場關於「哪些證據可以使用」的長期法律戰。

認罪協議曾經帶來結束案件的可能

2024年，案件一度出現真正結束的可能。

KSM、Walid bin Attash及Mustafa al-Hawsawi與美國政府達成認罪協議，同意承認罪行，而檢方放棄求處死刑，改為尋求終身監禁。

但協議公布後，美國國內政治壓力迅速升高。時任國防部長Lloyd Austin撤回協議。

2025年，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以2比1裁定，認定國防部長有權撤回這些協議。於是原本可能以認罪換取終身監禁的道路再次中斷，案件重新回到死刑審判軌道。

這也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矛盾。

受害者家屬並非都有相同期待。

有人認為，只要被告認罪並終身監禁，案件能夠正式結束，讓家屬得到遲來的答案；也有人認為，造成近3000人死亡的罪行，只有完整審判以及死刑，才能稱為正義。

2028年，會是真正的終點嗎？

2026年8月，Schrama法官拒絕檢方希望於2027年初開庭的要求，將審判暫定於2028年6月5日開始。檢方其後決定不就KSM的FBI供述排除裁決提出上訴，以避免案件再度因上訴程序而延後。

但這仍然只是一個日期，而不是一個保證。

剩下的問題仍然很多：秘密證據如何處理？哪些CIA資料可以公開？沒有KSM的關鍵FBI供述後，檢方能否建立完整證據鏈？其他被告的案件是否會再次提出新的程序挑戰？即使最終判決，後續上訴與復審又將持續多久？

更值得注意的是，案件已經歷多名軍事法官、更換不同政府、長期證據爭議，以及認罪協議反覆等重大變故。

而第五名被告Ramzi bin al-Shibh早在2023年便因長期拘押及虐待造成的精神疾病，被裁定不具備接受審判的能力。

因此，「9·11」案件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或許已經不只是恐怖攻擊本身，而是它如何暴露出一個現代民主國家在面對極端恐怖主義時所產生的司法困境：

為了取得情報而使用酷刑，最終可能反過來摧毀用來定罪的證據；為了以最嚴厲方式懲罰恐怖分子，又建立了一套異於普通司法程序的軍事審判制度；而當這套制度本身陷入程序爭議時，案件便可能在「追求正義」與「依法審判」之間無止境地徘徊。

25年過去，受害者等待的已不只是對誰有罪的答案，更是美國究竟能否以自己所宣稱的法律原則，完成這場最具象徵性的反恐審判。

2028年6月5日距離現在還有近兩年。

對一宗發生於2001年的案件而言，這個時間跨度本身，就是「9·11」之後美國反恐戰爭最沉重的司法遺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