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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7/12 12:22:28瀏覽24|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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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50年寫的「魁星踢斗」吉祥文字
— 摘自溥儀在蘇聯囚禁期間的筆記本手稿
~2026.7.12 陳宗嶽 寫於台北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十天後,「滿洲國」傀儡皇帝溥儀在日本人的安排下,乘小型飛機飛到瀋陽,準備換乘大型飛機逃亡日本。但是蘇聯軍隊幾乎在同一時間佔領了瀋陽機場,當溥儀和隨從走出機艙時,便成了蘇軍的俘虜。第二天,在蘇軍的押解下,溥儀等9人前往蘇聯,自此展開近五年的蘇聯羈留生活。 抵達蘇聯後,溥儀便開始大量書寫筆記。蘇軍最初將他與同行的皇族成員及侍從安置於外貝加爾地區的赤塔(Chita),隨後又轉送至附近的莫洛科夫卡(Molokovka)療養區居住。
一、溥儀的恐懼
根據曾擔任溥儀翻譯的蘇聯學者格爾基·別兒面闊夫(Georgy Permyakov,有譯為別兒面闊夫、彼爾米亞科夫),他是蘇聯著名的漢學家、外交官與翻譯家。他在中國近代史中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最著名的經歷是曾擔任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俄語翻譯與摯友。後來在海參崴俄文雜誌《Rubezh》發表的回憶文章記載,溥儀初到蘇聯時,內心一直籠罩著恐懼。 他曾在筆記中寫道: 「日本將軍一直嚇唬我,說蘇聯的共產主義十分可怕。在蘇聯,他們會搶走你的財物,把你殺掉,或者吊死你。」 然而,實際經歷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接著寫道: 「到了莫洛科夫卡,蘇聯人對我很好,供給食物,也尊重我。我可以自由散步,那裡森林茂密,空氣十分清新。蘇聯人態度親切,臉上常帶著笑容。」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溥儀對現實與戰時宣傳之間巨大落差所產生的震撼,也反映出他在戰敗後心理逐漸轉變的過程。
二、一本寫滿中國文化的筆記本
後來,溥儀被轉送至伯力(今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 為了減輕他長期羈留的孤寂,也希望了解中國文化,別兒面潤夫鼓勵溥儀把自己熟悉的中國歷史、習俗與社會文化寫下來。 於是,溥儀在一本普通的作業本上,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各種中國知識。 內容可謂包羅萬象,既有皇室記憶,也有民間風俗;既有歷史典故,也有坊間傳聞,可說是一部由一位清朝皇帝親筆記錄的中國民俗筆記。 其中涉及的題材包括: * 生育與育兒習俗 * 婚姻制度與寡婦再嫁 * 接待賓客的禮節 * 燒香祭祀與民間信仰 * 節慶習俗 * 地方飲食文化 * 各地特殊食材與奇聞軼事 例如,他記錄了: 「未生毛之小鼠,用蜜拌好來吃。」 又提到: 「將貓和蛇同食者,名曰『龍虎鬥』。」 但他隨即又特別補充一句:「傳說而已。」 這短短四個字,也反映出溥儀並非全盤照錄民間傳聞,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辨別與保留態度。
三、「集字錦」中的吉祥文字
筆記中還有一段頗具趣味的內容,題為《集字錦》。 溥儀蒐集了許多中國傳統吉祥語,例如: * 魁星踢斗 * 日進斗金 * 喜氣滿堂 * 招財進寶 * 黃金萬兩 這些字句,都是清末民初極為流行的吉祥題辭,常見於春聯、匾額、年畫、商號招牌及民宅裝飾,也顯示出溥儀對中國傳統吉祥文化仍十分熟悉。
四、用派克鋼筆寫下俄國皇帝的命運
除了這本中國文化筆記之外,溥儀還留下多本不同內容的手稿。 別兒面潤夫回憶:在俄文課程中,溥儀曾閱讀俄羅斯歷史,並將歷代沙皇的遭遇記錄於筆記本內。 別兒面潤寫道: 「溥儀用一支精美的美國派克(Parker)鋼筆,在筆記本裡寫下:『我在一本歷史書中,發現俄國歷代君主的有趣事跡。』」 對一位剛剛失去皇位的中國皇帝而言,閱讀另一個帝國皇室的興亡歷史,不免令人感受到命運相互映照的意味。
五、一本無法帶回中國的筆記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蘇聯政府決定遣返溥儀及其他被羈留人員。 然而,在返國之前,蘇聯方面要求所有人接受嚴格檢查,尤其禁止攜帶自行書寫的文件。 溥儀的侄兒毓嵢在回憶錄《末代皇帝二十年》中曾記載: 「在蘇聯兵的監視下,收拾自己的東西,然後再接受嚴格檢查。蘇聯檢查的重點,是不許帶走自己寫的東西,即使片紙隻字,也要留下。」 因此,溥儀多年來親手撰寫的大量筆記,全部留在蘇聯,未能帶回中國。
六、珍貴手稿最終流入國際藝術品市場
別兒面潤夫將溥儀留下的部分手稿妥善收藏,保存於家中數十年。待其逝世後,由家屬繼承,最終流入國際藝術品市場,成為近代中國史極具研究價值的重要文獻。 這批手稿不僅具有收藏價值,更是研究溥儀思想、戰後心理轉變,以及其在蘇聯羈留生活的重要第一手史料。 其中一本《愛新覺羅・溥儀手稿筆記本》於拍賣會上估價約 20萬港元(約2.5萬美元),最終以 952,500港元成交,約為估價近五倍,可見市場對其歷史價值與稀有性的高度肯定。 這本手稿筆記是由「Phillips 富藝斯拍賣行」拍賣,拍賣時間為: * 拍賣日期:2023年5月23日 * 拍賣地點:香港 * 專場名稱:The Imperial Patek Philippe Sale(溥儀御藏百達翡麗專場) 這場拍賣最受矚目的拍品,是溥儀晚年贈予翻譯別兒面潤夫(Georgy Permyakov)的珍藏,包括: 1. 溥儀《紅色紙扇》(1946年) 2. 溥儀《手稿筆記本》(約1950年) 3. 百達翡麗(Patek Philippe)Ref. 96 Quantième Lune 腕錶 4. 一本皮革封面的《論語》 5. 郭布羅潤麒等人的部分書畫作品。
這本愛新覺羅・溥儀《手稿筆記本》 * 年代:約1950年 * 媒材:水墨、顏料、紙本手稿 * 筆記本尺寸:20.5 × 17 公分 * 《論語》抄本尺寸:10.3 × 7 公分 * 估價:HKD 200,000(USD 25,000) * 落槌價:75萬港元 * 含佣成交價:952,500港元 * 約為估價的近五倍。
七、近代中國史極具研究價值的重要文獻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文物之所以轟動國際收藏界,並非只是因為百達翡麗腕錶,而是因為Phillips花了約三年時間進行來源考證(provenance research)。拍賣行結合: * ArtDiscovery Laboratory 的紙張、墨跡與年代檢測; * 2001年曾採訪別兒面潤夫的英國記者 Russell 與 Nonna Working 保存的底片; * 偽滿皇宮博物院研究員王文鋒等學者的研究成果, 建立了完整的傳承鏈(provenance),證明這批腕錶、手稿、紙扇及《論語》均為別兒面潤夫自1950年起保存至身後,再由其家族委託拍賣,因此可信度極高。 從歷史文獻價值而言,不少近代史研究者認為,這本《手稿筆記本》的史料價值甚至不亞於那只百達翡麗腕錶。它是溥儀在蘇聯羈留期間留下的第一手原始手稿,未經後來編輯或政治修飾,對研究溥儀戰後的思想、心理變化,以及中國民俗知識的記錄,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手稿並非《我的前半生》的原稿。《我的前半生》是在溥儀返回中國、接受撫順戰犯管理所改造並獲特赦後,於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在中國作家李文達等人的協助下完成。而蘇聯時期的這些筆記,則完全屬於溥儀個人在羈留期間的即時書寫,未經後來出版整理,因此具有更直接、更原始的史料價值,也更能反映他在戰後初期的思想、知識結構與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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