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消玉隕、日漸流散的中華古文物

～　一篇寫於十五年前的憂心

陳宗嶽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陝西省西安市西方三十五公里處的臨潼縣西陽村，因為農民在村南沈寂的地上鑿水井而挖出八個殘破的陶俑與銅鏃、銅弩機，在農民將這些陶俑以每尊二點五美元的售價在街頭兜售而乏人問津之後，卻引發中共國家文物局的重視，經指派考古專家的實地查勘，遂發現這號稱是「世界第八大奇蹟」的秦始皇陵園遺址。從這「秦始皇陵園」的偶然被發現，與文物曾被拿去兜售的過程來看，彷彿正是中共近三十年在古文物維護上的縮影。

壹、中共保護古蹟，文物的現況

　　△一九五○年初中共政務院發佈「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時管理辦法」。

　　△一九六一年頒佈「文物保護條例」。

　　△一九七三年成立「國家文物局」，並陸續公布「文物保護法實施細則」、「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考古涉外工作管理辦法」、一九八二年頒佈「國家文物保護法」。

　　△一九九一年六月頒佈「關於懲治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補充規定」。

　　△一九九二年六月宣布開辦國際性古物拍賣會，十月在深圳正式敲槌拍賣。

　　△一九九二年中共國務院提出「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工作方針，開始中共有始以來最大規模的文物搶救維修工作。

　　△依據統計，一九五○年中國大陸有二十餘個博物館，到一九九二年全大陸有一千四百多個博物館，並且以每年百座以上的速度在擴張，較著名者有：四川自貢恐龍博物館，江蘇南通紡織博物館，北京大堡台西漢墓博物館、山東長島船舶博物館、華僑歷史博物館、太原煤炭博物館、北京長城博物館等，參觀民眾每年達一億五千萬人次以上。

　　△一九八六年中共公佈的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二百四十三個省、市、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三千一百多個，另有典藏文物八百多萬件，其中以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九十萬件居博物館排行第一名。然而，中華文物在歷經中共四十多年的保管之後，卻仍然出現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環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舉行的「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代表座談會」中所指出的文物危殆情形：「由於要搶救的文物數量大，加上我們過去的的欠賬又比較多，即使投入的力量有較大增長，比實際需求仍然會有相當大的距離。」

貳、中共在文物古蹟保護上的疏失

　　　一、破壞殆盡的「文革」與遺風流毒

　　自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中共解放軍報刊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社論揭開「文化大革命」，經八月廿紅衛兵開始在北京造反，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捕為止，十年文革浩劫中，死難者超過一千萬人，受害者更高達一億人以上，其間在財政上的損失，按中共中央文獻編篡會所彙整得的資料，共損失人民幣一萬二千億元以上，這還不包括數以萬計被砸毀的文物古蹟，與已傳衍五千年之久的傳統中華文化被破壞。

　　在高喊「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立無產階級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的紅衛兵打、砸、抄、搶、抓、毀的破壞之下，不僅「北京市」要改名為「東方紅」，王府井大街要改為「防修（正主義）路」，不准穿牛仔褲、港式裙、高跟鞋，理髮店不准剪指甲、美容、擦髮蠟，不准下象棋，還要廢除端午節、中秋節。凡家裡有線裝書、舊黃曆或古董字畫的，一律焚燬。凡廟宇石獅、石鼓、神像、雕樑畫棟，一律砸塗毀。就如杭州靈隱寺的塑像都被打碎，倖存佛身上還貼了「毀滅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大字報。

　　其餘像山東曲阜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孔廟，大成殿被破壞，孔子與其門徒四配、十二哲塑像亦全部被毀，到了一九八四年九月廿三日才由山東藝術學院師生重塑。像西湖岳王廟被搗毀，岳王墓前的岳飛、秦檜塑像皆失蹤。既使是被列為國家重點保護文物的「蘇小小墓、平湖秋月碑牌、虎跑的老虎塑像」，也都遭到嚴重破壞。既使像鑄成嘉慶四年（一七七九年），且以造型優美馳名全國的鎮河鐵牛，雖重達五百公斤，仍被砸碎投入爐中鍛毀。

　　其餘如：「五四」新文化時期新詩創作人沈尹默老先生，年近八旬，住在上海，被數度抄家。他六十多年來所寫的詩詞、字畫，所搜集珍藏的古今作品、古帖古書，都被奪走燒燬。

　　老畫家劉海粟家居南京，家被抄了二十四次，什麼東西都被拿走，留給他的清單上只寫著：鎏金古董一件作價十五元，鑽戒一隻作價三十五元，但二十多件六朝、唐、宋時代的陶俑瓷器，七、八十件宋、元、明、清以及他自己的書畫卻都沒了落。

　　天津市副市長周叔弢是著名版本專家，收藏甚多孤本與善本書，為了保存這些書，不惜向紅衛兵跪地哀求說：「把我殺了都不要緊，這些線裝書千萬燒不得，它不屬於我周家的，而是國家的，千萬不能燒。」但是，仍被高喊「造反有理」，什麼都聽不進的紅衛兵給全燒了。

　　另外像是從福州學校與圖書館搬出來的藏書，堆在廣場上像座小山，放把火連燒了三天三夜才燒完。

　　更嚴重的是─文化大革命摧殘文化、滅絕知識所留下的「文革後遺症」。遠超過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一日中共「解放軍報」所指出的「文革七種流毒遺風」：

　　１、不受約束的造反派脾氣。

　　２、無組織紀律的無理取鬧。

　　３、用路線鬥爭觀點觀察一切。

　　４、亂扣帽子的批判。

　　５、分派別不分是非的派性觀點。

　　６、一處起立即風行全的一哄而起。

　　７、人人都是耳尖、嘴快、無密可保的小道消息散播者。

　　也由於這些無文化、無知識與乏人性的自私自利作為，使中華文物在歷文革十年浩劫後，繼續遭受不亞於「文革」打砸的人為破壞，甚而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僅遜於文革的「掘墓盜寶」風潮

　　震驚中外的挖墓盜寶風潮起源於淮陰縣，在一九八三年秋天首次出現全縣大盜墓熱潮，僅戰國墓、漢墓就有七百五十一座被毀；隨後，掘盜風潮愈演愈烈：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青海省民和、化隆二縣有上千座古墓被盜掘，出土五千件新石器時代仰韶彩陶被哄搶一空；出一九八六年十月，唐朝長沙窯古遺址被盜掘二百餘處；一九八七年上半年，青海省有二千多座古墓被掘，一萬多件文物被盜；一九八八年五月，湖南邵陽市三千餘座古墓被翻身；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三年間，新疆至少有二十六座古墓群和大批佛教遺址被盜；在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三年間殃及大陸二十餘省的盜掘古墓風潮中，僅一九八六年就有五千座古墓葬、古遺址被盜掘；在一九八八年一年內，包括北京、山西、河南、廣東等二十三個省市共查獲盜掘、盜竊、走私、盜賣文物案件一千四百餘件，繳獲各類文物四萬一千九百件，逮捕涉案人二千八百五十二人。

　　另外，依據香港法律講師莫非引述中共官員私下所告知的─自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年間，中國大陸七百萬座古墓中約有四百萬座遭到洗劫。美國哈佛大學考古學教授張Ｋ．Ｃ．也說：「中國大陸的情況已經全然失控，根本危及中國古蹟的維護。由於市場需求太大，地方人士把掠奪古物當成主要收入來源，這對珍視人類文明者而言，不僅是悲劇，更是空前的摧殘。」

　　此外，即使依據中共不完全的統計，自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年，大陸古墓被盜掘的也高達四萬四千餘座以上；既使是各博物館內典藏的文物，自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二年仍發生六百六十一起館藏文物被盜事件，失竊的珍貴文物多達九千二百餘件，其中包括秦俑坑出土的將軍俑頭，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故宮博物院內所藏「珍妃印」等國寶級文物。

　　　三、危在旦夕的長江三峽文物古蹟

　　雖然中共在一九九三年初制定了「三峽工程淹沒區文物保護規劃大綱」，但是在這「史無前例」的浩大文物遷移計畫裡，首先面臨的是缺錢也缺人。為了儘可能保存此一區域內地上與地下的文物，預計至少需投入二十億以上的人民幣，並且要趕在二○○五年第一期十年工程結束前完成。但是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兩年所需的六千六百多萬前期經費，到一九九三年底，僅實際撥到四十五萬。

　　總計在長江三峽蓄水工程淹沒區內的二十二個縣市、六百三十二平方公里中，至少有八百二十八個文物點。在地下的有：發現二百零四萬年前猿人化石的巫山遺址，大批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與中國文字起源休戚相關的宜昌楊家灣遺址，古代巴國文化遺址，包含二百六十六處遺址的「大溪古文化」，商、周、漢、唐、宋等一百七十九處古墓葬群等；在地上的有：三國時代歷史遺址，古代寺廟、橋樑、石窟造像，白帝城詩文等。都是中國考古學文化鏈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

　　　四、面目全非的桂林鐘乳石溶洞

　　因地上奇峰異石與地下瑰麗鐘乳石溶洞而享譽世界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在日本人出高價收購鐘乳石的利誘下，一個個溶洞慘遭破壞，並且從桂林一地擴大到廣西其他各地與西南其他省份。一九九二年三月，中共中央國岩溶地質館館長王福星陪同國際洞穴探險隊到平樂和恭城兩縣，發現所到洞穴無一完好。在恭城縣的一個山洞裡，竟然有一百多人吃住在洞裡日夜採挖鐘乳石，在一個多小時內就聽到三次炸藥爆炸聲，直令人心碎。雖然桂林工商管理局也採取過「一次」打擊不法行動，並收繳鐘乳石一千餘件。但是在一九九○年春節舉辦的「保護鐘乳石教育展覽」會之後，那批交由桂林市園林局所屬花木公司保管的鐘乳石卻就此下落不明了。

　　依據「中國環境保護報」記者在陽朔縣西郎山花木圃桂林石玩店所看到的大量鐘乳石標價，最便宜的二千元，最貴的一百萬元，通常是幾萬到幾十萬元之間。令人氣憤的是，這家店竟開在地質礦產部岩溶地質研究所的所址內，透過承包，竟然使盜賣鐘乳石「合法化」了。

　　　五、四處流散的恐龍蛋化石

　　自一九九三年五月，「中國地質報」率先披露：河南省西峽縣發現在伏牛山區四十平方公里的面積裡，埋藏了距今一億年屬中生代白堊紀早期的數萬枚恐龍蛋化石（在此之前，全世界才有五百枚左右的恐龍化石），比起一九八八年中共和加拿大五年合作計畫在內蒙古巴音滿都呼所發掘到的晚白堊紀（距今六千七百萬年前）甲龍與恐龍蛋化石，以及在新疆挖掘到的完整食肉龍化石與目前所知世界最大型蜥腳類恐龍化石（長三十公尺，高十公尺），更引人注目。但是，接著發生的大模規盜掘、盜賣活動，除了恐龍蛋從每枚一至五元漲到十至五十元，盜掘的農民也從田邊的零星挖掘發展到上山安營紮寨、放炮打洞，晝夜作業。半年內至少有五千枚恐龍蛋被盜掘，其中一千枚且已走私到香港、臺灣、日本，在中共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張柏怒斥「我們文物部門神經末梢麻痺」的動員下，到一九九三年底共追回近千枚恐龍蛋，才稍稍扼止住盜掘風潮，但其中有一個三十一枚蛋化石結成一塊的珍品，至今尚不知流落何方。

　　　六、不翼而飛的明朝南丹隕石

　　一九九四年初，在一五一六年明朝正德十一年即隕落在廣西南丹縣的「南丹隕石」，在不法分子唆使和高價誘惑之下，數百名村民漫山遍野的在方圓幾十里的山中尋挖隕石，在南丹縣裡湖鄉仁廣村一帶已登記過的大大小小重達二十噸的隕，部皆不翼而飛，後經截獲十六塊總達四點五噸的被盜隕石，但至少仍有五噸隕石隱藏在當地民眾的家裡。

參、肇致今天保護大陸文物、古蹟弊端叢生的主因

　　　一、仍侷限於「文物政治化」的意識形態偏見

　　一九六○年十二月，毛澤東在接見古巴與厄瓜多爾代表團時，即宣稱「對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文化應當批判地利用」。之後，中共亦曾公開宣稱：「所有古代文物，不管正面、反面，凡是不能給今人提供任何（階級）教育意義的，就是『用不著』。對於『用不著』的古物，就不庸去濫發思古之幽情。」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前文化部長朱穆之在五屆人大會說明「文物保護法草案」時，即指出：「做好文物保護管理工作，對開展科學研究，向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的新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審視中共近年加強文物工作的意圖，除了對廣大中外民眾進行「愛國主義」、「階級教育」與謀取觀光經濟厚利之外，在國際間掩飾其過去破壞歷史文化的罪行，向海外華人展示其為「中國歷史文化的繼承者」，都是其隱藏檯面下的目的。

　　　二、急功近利造成的「建設性破壞」

　　擔任中共全國政協委員與建設部規劃司高級建築師的鄭孝指出：「由於政府部門的設計者和決策者急功近利，並且對文物保護缺乏基本的認識，使珍貴的文物環境被侵佔的失去原有風貌。即使是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長城、故宮、敦煌石窟、秦始皇陵、北京猿人遺址等，仍不免受到傷害。」其中，八達嶺長城索道、明清故宮被一些單位擠佔；內蒙清水河縣長城被民眾拆毀三十公里當成建材；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被工廠排放的廢棄物污染；秦始皇陵保護區範圍不明致不斷遭到破壞；超過承受能力六倍以上的遊客（目前每天三千人次以上）所帶進的水氣、二氧化碳和紫外線對敦煌壁畫、塑像造成的損害。此外，如北京遼代天寧塔旁矗立比該塔高三倍的熱電廠大煙囪；西安小雁塔旁建起高十三層專門招待外國觀光客的旅館；洛陽　山古墓葬區建造工廠採用爆破法打地基，使上千座古墓被毀，大批稀世珍寶被炸得粉碎；昆明筇竹寺內由清代民間雕塑大師黎廣修在一八九○年代塑造的五百尊羅漢像，素有「東方藝術寶庫明珠」之稱，卻受到鄰近採石場大爆破與公路大型貨車的震動而受損達三分之一以上。

　　　三、長年經費匱乏所造成的損害

　　一九九二年五月，中共國家文物局宣布：「為了大陸文 物和保管事業，將傾入『重若千鈞、非同小可』與『功在千秋、惠及子孫』的巨額資金，以搶救瀕危的國寶。」究中共所宣稱的這筆「重若千鈞」的「文物搶救維修保護經費」到底有多少呢？只不過比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的每年五千萬人民幣再加七千萬到一億二千萬元，預定一九九三年起再增加到一億三千萬人民幣，平均大陸每一個人在文物保護上的經費都只分攤到一角二分，是中共軍費分攤比例的三百六十四分之一，難怪大陸在文物保護上投入的經費只及另一個文明古國—印度的五分之一。然而，回顧中共前四十年在文物保護上所投下的經費，實在不堪回首。依據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新華社的報導，自一九八○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八年間，中共直接用在文物維護的經費只有三億元，並且還超過了前三十年的總和。在沒錢作文物保護的情況下，土法煉鋼式的全民動員，往往成了唯一的選擇，例如一九八九年黃帝陵周遭古柏遭到蟲害，一時沒殺蟲藥劑，就只好發動幾百人一起上山捉蟲，結果仍只是「治標不治本」的無濟於事。

　　　四、維修能力不足所造成的人為破壞

　　大陸古建築專家陳從周即批評目前大陸修繕的古建築、園林建築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以至不倫不類。一九八六年，在廣東佛山石灣召開的古建園林學術討論會上亦指出：「有關人員需認真了解古建築藝術和技術傳統，修復時，要『整舊如舊』，絲毫不能走樣。」正如，一九八二年修完五台山文殊殿後，長達三百多年的滴水奇觀就消失了。因西廂記而揚名的永濟縣普救寺內的鶯鶯塔，在花四十萬元修建圍廊後，此一古回音建築的千年迴音效果顯著減弱且幾成絕響。

　　再如，已在展示的秦陵一號、三號秦俑坑和正在開挖的二號秦俑坑，雖然中共不願承認維護技術落後，難以保持出土器物維持原狀，但是，部份文物在技術實驗失敗再重新回埋與停挖，卻也是事實。就像一、三號秦俑坑出土時衣裝、膚色上的彩繪，如今彩繪均已蕩然無存，也是事實。

　　　五、管理不善所導致的文物走私盜賣

　　一九八七年中共開放封閉已久的文物市場，在各省市設立國家文物商店與代銷點，由國務院文物管理局統籌銷售，由於利潤豐厚，使已然猖獗的文物走私再增添一銷貨管道，甚至幹部亦有公然違法走私的，其中尤以湖南省「工藝品進出口公司」黨委書記趙西華盜賣珍貴文物二萬件，最為顯著。再如，西安市公安局在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年共偵破走私文物案件二百六十五起，抓獲罪犯五百廿八人，繳獲文物三千六百廿八件，其中屬於國家三級以上珍貴文物的就有四百零七件。然而，為了杜絕古物走私至國外的氾濫與賺取大量外匯，中共國營古物拍賣公司遂在一九九二年六月七日宣布舉行以國外買主為對象的國際性古物拍賣會，在二千一百八十八件預定拍賣的古物中，有四分之一屬於中共在此之前嚴禁出口的一七九五年以前的古物。如今，全大陸已有一百五十家以上的公、私營拍賣公司，如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九日，上海朵雲軒拍賣公司所舉辦的第二屆拍賣會，成交二百二十二件，成交總額達一千五百三十二萬元人民幣，是一九九三年第一次拍賣總額七百五十三萬元的兩倍。在此種「文物商品化」的影響下，使中華文物大量流失至香港轉口（一九九四年一至七月香港海關沒收價值五百五十萬美元走私文物，一九九三年全年沒收總額的四倍，但仍只佔實際走私總額的極少部分），致世界各大古玩拍賣行、公私博物館紛紛派人長駐香港，以往只漲少跌的中國古董，也因質量皆好、種量皆巨的大陸貨源湧入，而跌價到數十年來的最低點。

　　　六、愚昧無知所形成的「人禍」

　　中共過去一向缺乏文物保護觀念，既無完善的規章制度，又不重視宣導，加以教育發展緩慢，復經「文革」的嚴重破壞，使中共幹部與人民群眾對文物知識極端匱乏，致使文物經常遭到嚴重人為破壞的惡果。正如中共所坦承的：「目前，文物的最大破壞，往往來源於許多人的愚昧無知。」「有的地方領導，公然把盜墓倒賣古物發財的人當成致富的典型而加以宣揚」。

　　正如山西豐富的古脊椎動物化石，俗稱「龍骨」，在多角經營口號下挖出的動物化石，僅保德縣在一九八○至一九八三年就售出一千一百多萬斤，山西藥材公司每年也收購二十至六十萬斤，致使許多有科學價值的古脊椎動物化石被當作藥品吃掉，或當成出口物資賣掉，對文化資產形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又如一九八二年北京市在廢舊物資中所篩檢出的一批青銅文物，其中有珍貴文物五百六十五件與歷代古錢幣一千九百一十八公斤。另外，北京銅廠在煉銅材料中揀出漢代銘文銅鼎，漢代四神帶鉤，與重達四百七十公斤的清代大銅缸。在類似情況下被發現的還有北宋九篆「皇宋通寶」（世界僅存兩枚），西夏「光定元寶」（世界僅此一枚）等。但是，全大陸二千家銅材廠在一九八七年所融掉的三十萬噸雜銅中，極具文化意義的古錢幣就佔了其中的百分之十。

　　　七、仍待修葺的文革殘存

　　十年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文物的破壞到底有多深，中共至今仍未能有明確的統計數字，事實上也無從查考，但是，從西周燕國建薊城以來已有三千年歷史的北京一隅，即可推知其破壞之烈。依據中共在一九五八年所作的第一次文物普查和一九八二年第二次文物普查間的落差，文革期間共有四千七百二十二項登錄在案的重要文物遭到破壞，佔第一次文物普查登錄總件數的百分之六十九。以位居中共指揮中樞的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素有嶺南文化名城的廣州，其名聞中外的光孝寺，自文革遭破壞後即被一些文化單位長期佔用至今，致已損壞不堪；如極具藝術價值的陳家祠，至今仍被一些居民佔住；如四大海神廟中僅存的南海神廟，建於隋朝，如今卻被工廠佔用而失去光彩；如梁代大通元年達摩和尚泛海來廣州所建的西來庵（現稱華林寺），其名雖在，但寺內五百座羅漢塑像卻在文革時全毀。

肆、惟端正觀念、始能拯救文物

　　近年來，中共在文物保護上確也投入了一些心力，尤其是一九九六年以後，確有相當的績效。但是，保護中華文物應該要重視歷史文化與維護文物本來的原貌，萬不可為了觀光的近利而改變文物古蹟的原貌，因而肇致中華文物的危殆困境。此正如先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在一九九二年「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代表座談會」上所說的：「如果把袓先付出巨大代價和犧牲才保留下來的文物，在我們手裡糟蹋了、損壞了，那就不是一般的工作失職，而是上無以對袓先，下無以對子孫的千古罪人。」因此，中共在文物保護上應該杜絕一切人為管理上的疏失，以免為後世歷史評定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此外，中共當局亦當導正大陸民眾藉古文物「發財致富」的錯誤觀念，唯有建立起「文物是民族文化的財富，不是經濟發展的包袱」，才能真正消弭大陸一般民眾把保護文物當成「死人占活人地盤，給活人出難題」的錯誤觀念，尤其要根除文物保護部門所自嘲的「『文物保護法』是『豆腐法』」迷思。

　　至於中共文化部「飲鴆止渴」式的貪一時近利，來帶頭經營國際拍賣公司，致使中華文物加速流散並間接鼓勵「掘墓盜寶」歪風的作法，說實在也相當的無奈。因為，若非如此，大陸以外的地區就無緣見識、擁有這樣多的中國文物珍寶。但是，痛心的也是，多少極具考古、文化價值的史蹟、遺址，就在這樣的濫挖之下，形殘器損的煙消雲散。尤其，有很多時候，古物的真正價值並不在它們本身，而在它挖掘過程所透漏有關過去的資料，這些資料又來自物件本身、泥土、與它們和人之間的關係，若人們輕率的拾起他們所發現的古物，就等於將這些資料全部破壞了，這恐怕仍然是目前中國大陸在文物保護上所面臨的最嚴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