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聞劉曉波先生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在此表示深深的祝賀！

不過，之前我曾為文對劉的論述有所商榷，在此謹將原刊文重貼於後。

劉曉波是中國大陸的一位異議分子。他因為提出08憲章草案，而遭拘禁。這是他第四度進入監牢。他應該是當代中國最有代表性的思想界人物之一，一位非常值得推崇的思想者。至於劉再復與林崗則是北京中國社科院的研究人員。他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雙劉一林的思想有一致之處。他們都提倡個性、個人主體性。但是劉曉波更鮮明地主張以感性對抗理性，個性對抗社會性。此處容我先從劉曉波談起。

 
劉曉波著作甚豐，這裡主要是以他早期的一本書「選擇的批判 -- 與思想領袖對話」為準來談。他所謂思想領袖是指李澤厚。李曾任北大哲學教授，並曾在美國各大學任教。

劉曉波在書中提出他與李思想上的對比。

 
李澤厚：
強調集體主體性，以社會、理性、本質為本位；目光由「積澱」轉向過去；
將中國傳統文化分精華與糟粕，認為民本思想與孔顏人格為中國文化中最有價值的事物之一。

劉曉波：
強調個人主體性，以個人、感性、現象為本位，目光由「突破」指向未來。
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認為民本思想與孔顏人格為中國文化中最無價值的事物之一。

劉曉波並說，本質、理性是有限的，必然導致僵死、封閉。他推崇感性，感性帶來生命的活力與創造力。他說：最可怕的是感性生命中積澱著理性，因為得不到感性生命力的經常衝擊，用自身的教條性、保守性、有限性去主宰生命。久之，感性生命便異化為僵硬的理性法則。人就不再是人，而是來自外在的異己的力量。任何長時期的理性積澱，都將造成這種死亡，中國人的生命創造力的萎縮，正是這種死亡的反映。
劉曉波盛讚西方的感性的解放，認為感性的個人帶來近代西方科學理性的誕生。反之，中國則因理性與社會性而被束縛。而中國傳統文化所造就的國民性就是奴性人格，也就是無個性、無感性、無生命。

他還說，中國不但缺乏理性的生命進發，而且其理性也僅僅是極為狹隘的、帶有強烈功利傾向的道德理性。…它的主要作用，是對感性生命的壓抑。儒家的道德理性積澱的時間之長，已經形成了厚而堅的心理刻板結層，不僅生命力被徹底壓抑，而且實證理性、思辨理性、宗教理性也一直處在萎縮的狀態。…要想恢復中國人真實的自我意識，首先要解放生命活力本身，只有生命本身的解放，才能帶來為生命服務的理性覺醒。

劉曉波顯然在思想上是尼采的門徒，試圖顛覆傳統，以再創新局。就他對感性的狂熱追求，及對傳統文化的徹底顛覆主張所表現的激情與浪漫，我以為他是個浪漫主義者。

 
對於這種浪漫主義精神，我並不完全反對，甚至覺得，策略性地來說，中國社會確實需要更多人展現他這種浪漫主義精神。但從總體觀之，對於他的主張的具體實踐，我還是抱持質疑的態度，甚至以為其中蘊含高度的危險性。

我以為，理性與感性應該是相激相盪，又相反相成。由理性淹沒感性，會造成悲劇。反之，如果感性淹沒理性，又何嘗不是悲劇？就這個意義而言，劉似乎只強調了前半的問題，而忽略了後半的問題。總之，理性與感性終究不是絕對對立的事物。從而，劉的二分的論述，應該比較是策略性的看法，是針對特定時代背景的問題提法。

對我來說，劉曉波的論述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主體性」的問題。

我以為劉曉波太迷信「主體」（這與他反對「本質」概念，似有違背之處）。他好像真認為通過個人的主體性可以開展出美好的世界。

如果套用他的反「本質」論，那麼人可能根本沒有什麼「主體性」。人有本我 (id) ，有超我 (superego) ，有自我 (ego) （這些其實也是概念建構），就是很難有什麼主體性。人的超我，可能就是劉氏所說的社會性，依劉氏所說，社會性卻也可以是僵硬、無生命力的。人的自我，或許能做出調和，使我們活得更統一、更適應。但是，自我的背後是理性力量，理性豈不也是劉氏所惡？人的本我也許最具有活動力、創造力。但是，這個本我也隨時可能被「物性」牽引，像禽獸一樣行為。那又能算是什麼主體？主體性在哪裡？

主體性是臆說，是被建構出來的概念。

人常拿著「主體性」概念出發來要求解放，而實際卻是藉機肆意施為。文革就是太多的肆意施為。然而劉氏卻又痛斥文革，絲毫不肯定文革中人們的作為，反而認為文革是傳統封建主義的大復辟。

為什麼文革中的激情行為不是劉氏所期待的感性的迸發，而多是殘酷的破壞？為什麼文革的「自由」並不帶來劉氏提倡的個人主體性，而是封建復辟？我不是說我要肯定文革，而是要藉此質問：什麼是主體性？怎麼樣才能實現主體性？給予人們造反的權利、解放的自由，結果人們卻肆意破壞、藉機報復。那可能不是所期許的所謂個人主體性？但是，如果這不是個人主體性，究竟什麼才是個人主體性？

我們根本抓不到主體性。主體性概念也是被建構出來的，而個人主體性的實質也有待社會來建構。個人主體性不是自動迸出來的。當國民人格普遍有某種偏向或缺陷的時候，「解放」並不能彰顯主體性的美好，而可能是醜陋；並不帶來創造，而可能是毀滅。

多數個人的主體性，其實是由社會來建構的。所以，社會如何建構個人主體性，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西方，藉著基督教，創造了上帝這個主體；再藉著宗教改革，讓人的主體性得到揚升。而我以為更微妙的是：上帝的主體性與人的主體性交融，人將上帝內化，使人的主體性中有部分的神性。這使西方的所謂人的主體性有了真正不同的內涵，並且由此締造了近代的西方文明。神性或上帝的主體性，或許並不等於社會性。但是，從無神論的觀點來說，神性或許是一種極為獨特的社會性，是社會的一種微妙發展的結果。總之，反社會、倡個人，這條路恐怕是走不通的。

那麼，如果是反傳統中國社會，反傳統文化呢？我恐怕也未必恰當。孔子嘗試建構的個人主體性是僵硬的、無生命力的主體性嗎？未必。反之，孔子所嘗試建構的「道德主體性」卻有可能是唯一的個人主體性的理想型態。有學者的研究指出，佛教來到中國，結果是高度被儒化，再也不是印度的原始佛教。再者，儒教在中國流傳了兩千多年，並且還能得到獨尊儒術的對待。儒教如果沒有生命力，何以臻此？

也許，孔子下意識地太強調社會秩序，又太偏重以家庭人倫作為道德的基礎框架。但是，這也不光是靠著「反傳統」、「反社會」、「反理性」就可能找到正確救贖之道的。

二十世紀初法國社會學先驅大師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曾指出，個人主義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是分工的社會才使每個人成為「不可取代的」個體。我深以為然。

涂爾幹曾嘗試指出真正的個人主義為何，他抨擊古典經濟學者們所提倡的功利主義的個人主義。他認為功利主義的個人主義是無政府的、利己的，是一種利己式的自我崇拜。他並說：如果沒有任何超越個人利益的利益，所有的社會生活都將不可能。

涂氏同時也質疑由康德與盧梭所代表的所謂精神主義的個人主義，他認為康德與盧梭是要從孤立的個人演繹出個人主義的倫理，而未能覺察到後者其實是源自社會。

海耶克也曾區別所謂真的與假的個人主義，他指出假的個人主義的特徵是：要把所有的小團體分解成一顆一顆的散沙，成為毫無自身凝聚力的、原子論式的個體。

總之，涂氏與海氏都不贊成原子論式的個人。這與劉曉波的對抗社會的個人概念，相去甚遠。

涂爾幹也曾指出，規範是自由的保障。 沒有社會規範，個人就難有自由。 我個人對涂氏此說最有感觸。

我們一般以為，西方國家是自由國家，好像他們是沒有規範的國度。但是，實際上歐美先進國家是社會規範最多、最強的。而正因為他們的社會規範夠強，所以他們不太需要政府做出額外的強制手段，特別是不需要採用違反基本人權的強制手段。

我去美國，感受的是他們的生活裡充滿了規範。重點是這是他們的民眾所接受的集體規則，而不只是紙上的法律條文規定。他們會自動遵守交通規則，民眾甚至會自動扮演執法者。但是，在中國大陸，人們遵守公共規則的程度，遠低於歐美日（台灣似乎略勝於中國大陸）。有一回，我在北京搭公車，司機先生一路大聲罵街，最後我受不了了，決定先行下車。另一次，在東北，我們也是一路忍受地陪的大嗓門，不但大嗓門，還不斷罵粗話。只是這回無處可逃。以上這些當然只是隨意舉例。但是，我要說，因為這樣，所以我在美國生活，反而比在大陸更覺得自在些。我的意思是，在大陸，因為人們不習於守規則，換言之，也就是社會缺少規範，所以我個人的自由反而被剝奪了。我深深覺得，個人自由確實是需要社會規範來保障。

從而，劉曉波將自由與規範對立看待，並認為傳統中國因為規範太過，以致失去生命力，恐未必然。在我看來，一般中國人在公領域內是低度紀律化的，至少相對於歐美日等國家是如此。

德國社會學者韋伯 (Max Weber) 認為，西方近代的資本主義制度之興起，關鍵的突破在於新教倫理所衍生的禁欲主義（與營利欲的奇特結合）。 雖然韋伯並不是在說明整個西方近代的發展，但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興起，正是近代西方的發展主軸。

韋伯 還特別強調理性化的、去人性化的「科層組織」 (bureaucratcy) 的力量，在當代的重要性。他對於科層化的發展可能帶來去人性化的問題，實際上存有憂慮。

韋伯的說法啟發了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因此紛紛討論近代西方「工具理性化」的問題。這與劉氏歌頌近代西方（文藝復興時）的酒神崇拜的、感性的創發力量，實大異其趣。

當然，韋伯並沒有完全忽略感性因素在西方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但是，那顯然不是唯一的力量，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力量。

再看日本。日本近代的個人感性發展固然不可謂無，但是，他們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他們的集體紀律。

要說感性，文革時期的中國大陸就展現了高度的感性。但是，這種感性帶來的，恐怕更多是集體的痛苦，而少有積極性。因為，這裡還缺少一種被良好建構了的主體性。人作為主體並不當然具有好的主體性，部分西方人所展現的個人主體性可能是通過極為特殊的過程所形成的。依我所見，那是一種人本與神本精神的微妙結合的產物。

我並不打算回到天人合一、萬物和諧的傳統理想。但是，我不以為劉曉波依賴「感性生命力」的創發真的是當前中國的一劑良方。文革其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可能出現的問題：感性可能開展為仇恨、報復，以及各種扭曲心理、扭曲互動的展示。劉氏並沒有告訴我們，如何才能在感性的釋放中免於再度陷入文革的人際悲劇？

中國人的感性能力是需要開展，但是，那不應該是在與社會性、理性對衝的狀態下來尋求開展。如果是，恐怕會是一場悲劇。對傳統的否定，終究是要選擇性的，而非全面的。全面否定傳統，自我是很難立足的。

劉曉波的思想，是有值得推崇之處。比之李澤厚，我認為劉更具有衝決網羅、帶動文化突破的潛能。李澤厚批評劉太情緒化。是有可能。但是，適時的激情卻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時代推動力。最重要的是劉的批判精神。他批判傳統中國文化，更批判傳統與當代的中國知識份子，認為中國的知識份子怯懦、奴性，卻自我感覺良好。這樣的見解，有其獨到見地，值得肯定。

總之，劉的主張，我並不以為他說的都對，但是，他的反省極深、衝擊也夠強。總體而言，中國需要有這樣的批判聲音。

劉再復、林崗的主要論述，與劉曉波有相當的近似之處。他們三人的思想，在我來看，都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痕跡；甚至有著六十年代文革的痕跡。從某個意義來說，雙劉一林似乎都在尋求一場「理想的文革」 ，一場沒有六十年代文革實際弊病的文化改革。但是，我恐怕並沒有這種東西。我以為，如果再來一場激情的文化改革，中國人極可能會再經歷另一次的夢魘。

劉再復與林崗合著的「傳統與中國人」一書，極力提倡個性與主體性，並將傳統禮治秩序與主奴根性相連結。換言之，傳統中國的禮治秩序，實際上造成的是中國人的奴性。這個提法，我以為需要再檢討。

劉、林表示，傳統中國的人倫秩序，其實就是一種群體控制的工具，它使人喪失主體性。這種禮治秩序從兩方面取消主體性和個性。第一，禮治秩序只承認人倫關係網絡的存在，而根本否認個人可以獨立於這種人倫關係之外。禮治秩序不把個人的一生看作由自己來組織，自己來負責的自我實現的過程。個人永遠是被規定、被證明、被定義的對象。第二，禮治秩序將人的個性、主體性消融在貴賤有差、尊卑有等的名分之中。人的一生是被規定好了的，按名分行事，人沒有了屬於他自己的個性。

劉、林歌頌文藝復興，認為文藝復興使西方人的個性與主體性得以高揚，並且開創了近代昌盛的西方文明。

對於以上劉、林的說法，我以為同樣有商榷的餘地。

前引韋伯、涂爾幹的說法顯然都與劉、林的主張有相當出入。至少，禮治作為規範，未必是阻礙個性自由發展的因素。我不是說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完全正向的，但是，也未必是如劉林之所說，是完全相抵觸的。這裡，恐怕我們需要統計學上所謂 interaction effect 的概念，才能恰如其份地說明其間因果。換言之，至少還需要其他的自變項，兩者（或多者）起交互作用，才能說明規範的影響結果。就像藥能不能治病，還要看人的體質，不同的體質，藥的效果可能迥然不同。同樣的藥，有人吃了痊癒，有人吃了可能病勢加重。這就是藥與體質間存有交互作用的意思。規範在社會發展上的作用，又何獨不然？

從我個人的觀點，我覺得中國的學者一般都太片面肯定人的主體性，也可說是肯定人本主義，卻忽略了另外的一些事物，譬如說「神本」精神的作用，或者說基督教信仰所起的積極作用。共產國際歌直接宣布了沒有神佛，換言之，歷史不是由神佛在主導。但是，對神的信仰卻仍然可能在歷史中起重大的作用。我們親眼可見，上帝信仰已經促使像史懷哲、泰瑞莎修女等人做出了常人所做不到的事業。

我們也知道，哥白尼的「日心說」天文學體系是用來歌頌上帝所創造的宇宙的學說。作為近代物理學之父的牛頓，又何嘗不把上帝視為「第一因」 來解釋宇宙的發生呢？

總之，我認為中國學者們太片面歌頌人本主義，忽略「神本」精神的作用，也忽略了片面人本主義的負面作用。西方不是因為片面強調人本主義而興起，而是從神本走向人本主義，並且在人本主義中夾帶神本精神，才獲得了最大的進步。

我以為，如果人本主義片面發展，恐怕問題重重。試看雙劉所歌頌的義大利，在文藝復興之後，卻是何等模樣？十九世紀前是歐洲的落後國家。他們也不是個人主義的（如劉林所要強調的），而更是家族主義的社會。 法國作為啟蒙運動的中心，其後的發展其實也是坎坷異常。反之，那些從事宗教改革、復振的西北歐與北美等國家，後面的發展顯然快速、平順得多。

傳統中國社會，在相當程度上，也正是片面人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實際上在公領域裡的中國人，是非常欠缺集體紀律，而不是集體紀律太過。並且，中國社會也因為欠缺公領域的集體紀律，而使活在其中的人普遍感到痛苦。

劉、林把禮治秩序當成了強烈批判的主題，劉曉波把理性與社會性當成批判主題。我認為是弄錯了。禮治秩序如果有問題，恰是它沒有內在的動力，而這內在的動力恐怕需要信仰。沒有內在的動力，禮治就會僵化，就會出問題。但是，這種問題不是否定禮治可以解決的。再說，反對理性，片面強調感性，感性會向什麼方向開展，會表現什麼樣的作為呢？恐怕無人能預知。但是，文革不就是一次實驗嗎？文革裡缺少激情嗎？而它帶來的是什麼呢？劉曉波期待那種能獨立的人格，能超拔於世俗之上的人格，恐非完全依賴感性開展而得，而或許更多的是來自信仰的力量。

總之，全盤否定禮治，否定理性，我以為最可能的結果是更多的混亂，甚至痛苦，而未必是進步。

我以為以上討論的問題意義非常重大，大家應該審慎面對，審慎思考並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