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讀應鳳凰《五○年代台灣文學論集》，以及鍾肇政、鍾理和書信集《臺灣文學兩鍾書》，特別感受到五○年代臺灣本土作家們處境之困窘。為了走出寫作之路，鍾肇政、鍾理和與通信的文友們如廖清秀、陳火泉、施翠峰、李榮春、許炳成等，積極對外投稿，不斷參加文藝雜誌徵文比賽，雖然有所斬獲，但也誠如鍾肇政所言，個個成了「退稿專家」。特別是鍾理和《笠山農場》，得到《文藝創作》月刊與「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主辦的長篇小說獎後卻四處碰壁，始終無法公開發表，直到辭世前猶未能如願。投稿者之可悲，莫此為甚！

半個世紀過去了，如今已進入二十一世紀，可是投稿者的處境改善了嗎？其實解嚴以前，報禁未除，閱讀風氣較佳，投稿園地反而比現在多，只要作品夠水準，應該都有發表的機會；當時文學獎也少，但深受作者與讀者重視。現在，社會開放、多元，閱讀不再是休閒生活的主要選擇，報紙副刊和文藝雜誌不斷地減少，文學獎反而越來越多，影響力卻大不如從前。可嘆的是，投稿者的處境比起五○年代，似乎更加弱勢了。由於刊登文藝作品的園地減少，文學書的市場緊縮，在文學市場鼎盛的七○、八○年代，以文學「五小」之一、引領書市風騷的爾雅出版社發行人兼作家隱地就感嘆，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出版銷路冷冽惡劣到幾乎凝固的地步。發表不易，出書困難，讀者流失，投稿者漸漸變成寫作自娛而不再娛人矣。

更令投稿者耿耿於懷的是編者的不尊重。經常可以看見刊物鄭重提醒（有時看來像是「警告」）作者，勿一稿多投，否則扣發稿費，且日後來稿永不錄用。「一稿多投」當然不道德，可是編者也不能「嚴以律人，寬以待己」。以前，網路尚不普遍，投稿多為郵寄或傳真，如果投稿者未附回郵信封，編輯人力所限，的確不便處理退稿，既然未依規定附上回郵信封而沒能通知稿件採用與否，尚情有可原。其實，退稿對投稿者來說，並非全然是壞事，作者正可藉此機會，再次審視作品之優缺點，仔細修改後，賦予作品新生命、新面貌；若認為稿件只是不符刊物需要，未獲編者青睞，更可改投他處，這總比類似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壓稿」要好。回顧大學時代，收到蔡文甫先生主持《中華副刊》時的退稿，印象最為深刻，因為蔡主編不但幫忙改錯別字，有時還親筆寫些修改意見或是加油打氣的文字。實在不清楚，忙於編務的他怎抽得出時間來處理這些小事？由此可見蔡文甫先生對作者之尊重。結果，七○、八○年代的我，在《中華副刊》發表的短篇小說也最多。

隨著科技的進步，如今，大部分刊物改為接受電子投稿，有些編者頗貼心，收到電子稿件會迅速回覆採用與否，讓投稿者早作處理；亦有預告刊登日期者，並於發表後寄贈報紙或雜誌，讓人感覺備受尊重，如此則稿費之有無或高低，都不會影響投稿的意願。刊物若公開聲明「幾日內未見刊出則自行處理」還好，時限一到，投稿者自然可以安排下一步。偏偏有些編者對投稿者不理不睬，既不通知採用與否，又久久未見刊登，投稿者等不及了，再次去函詢問，編者才給予答覆，此刻得到的回答是「不予採用」，豈不教人氣惱！更糟的是，編者依然我行我素，相應不理，投稿者只好將稿件另寄他處。未料，稿件竟在前後兩個刊物同時登了出來，給自己坐實「一稿多投」的罪名，像這樣，投稿者倍感無奈，對後來投稿的刊物也過意不去。不幸造成「一稿多投」，投稿者都是被指責的一方，卻未曾見過操稿件生殺大權的編者出面道歉，這充分凸顯投稿者的弱勢。

二十一世紀，網路發達，寫作者大可在自己的「部落格」、「臉書」，隨心所欲，暢所欲言，不必再受編者的氣。此外，投稿者夠自信的話，也不妨於稿件加註「期限」，鄭重聲明稿件如未於期限之內發表則自動撤稿，這都是扭轉投稿者弱勢的具體作為。

縱然投稿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文學將永遠存在，畢竟文學在於表現人生，反映人生，使人認識人生。人生因文學而豐富，文學因人生而發光。好的文學作品必能引起共鳴、反省，乃至化解沮喪悲愁為奮發向上。所謂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投稿者儘管屈居弱勢，卻絕不放棄，至少，透過寫作，吐心中之積鬱，澆心頭之塊壘，這就已經拯救了自己，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