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问题历史学家早有了共识---1949年10月、11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攻金门、定海的失利，使国民党政权暂时得以控制沿海各岛；8个月后的1950年6月，美国利用朝鲜战争爆发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制造了长期分裂局面。这是根本原因。
　　其实，1949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本有趁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立即攻取的设想，只不过由于种种难以预料的复杂因素，才没有得以立即实施。
　　据有人回忆，多年后毛泽东在谈话中，曾经对当时没有立即进攻台湾自责说：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在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1]
　　作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对自己曾经失去的哪怕是一点点机会，可能会深感遗憾，不肯原谅。但事实上，历史是多方面复杂原因造成的，“人算不如天算”。
　　1949年2月1日至3日，斯大林派来的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极为隐密地出现在中共中央驻地河北西柏坡，不能抽身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和他进行了三个整天谈话，介绍了全中国即将占领的大好形势。毛泽东曾说：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
　　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2]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台湾问题，他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
　　一个多月后，台湾问题在中共中央的议程里正式被提及。3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这地方很应该注意，有海军、空军及其他军队，有资材，很有生意做。”当时实际主持华东局军事的是第三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粟裕，他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五员最能打仗的战将之一。粟裕提议：“解放上海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沿海岛屿和台湾，进军福建是肃清残敌的问题。”[3]　但毛泽东显然还要考虑更多的方面。
　　当时，美国是否可能插手中国内战，在东部沿海城市和岛屿直接派兵登陆支持国民党政府，还是一个未知隐患，斯大林甚为忧虑，毛泽东、中共中央也不能不保持高度戒备。根据中央军委的意见，指挥第二野战军的邓小平于3月14日给军中的刘伯承、李达发去电报，要求二野渡江之后“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第二天，新华社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时候，东部成为主要对峙战场。
　　两个月后的5月23日，形势发生剧变，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第二、第三野战军一举占领南京后、于当日夜向亚洲第一大城市上海发起总攻，即日可下。美国方面出于对国民党政府极度腐败的失望，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美国大使甚至留在了南京观望，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面对比预想快得多的军事决战胜利，这一天，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对策，经过会议研究，他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电报，要求第二野战军准备向西南进军。
　　他的部署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用一野进军西北，四野直捣两广，二野进军四川，在西南全歼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主力；只把三野放在东南，一方面严守对外的门户，一方面准备进攻台湾。
　　尽管分兵削弱了东部的兵力，进攻台湾的步子并没有放慢。毛泽东要求攻击上海的三野用第九兵团一部承担进攻台湾的任务，派第十兵团进军福建，攻占福州、厦门等地后，夺取金门，为进攻台湾扫清外围屏障。5月23日这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拟电告三野：“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4]　这一变化令三野高级指挥员吃惊，因为原定是一年后才进军福建。当时兵团司令员叶飞即在电报中说明：十兵团伤亡较大，且极疲劳，希望休整一个月再于7月上旬进军福建。6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5]　6月14日，毛泽东代中央军委来电同意推迟入闽，但要求：
　　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外结合，请着手研究，并将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6]
　　应中央的要求，华东局已在报告中提出了占领台湾后的组成政权人员：舒同为中央和华东局内定的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任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各地委、各县委的班子都已经组建，并集中进行了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培训。同时有计划地派遣一些情报人员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潜伏下来（后来进攻台湾没有实现，原定赴台接管的人员班底转去开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选中舒同，首先因为他是一个有军事经验的政治工作干部，既参加过红军长征，又长期领导白区地下工作。其次，他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书法自成一家（后来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在台湾可以起到统战作用。选中刘格平，因为他是回族干部，长期从事民族统战工作，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台湾能够胜任。为什么由山东根据地干部来组成台湾省委，除了因为负责进攻台湾的是山东过来的第三野战军外，山东渤海区也是唯一一个临海的中共主要根据地，拥有从汪伪军接管过来成立最早的海军支队。
　　6月21日，中共中央再致粟裕电报，把“准备解放台湾”列为“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之一。
　　7月，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研讨了进攻台湾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进攻台湾的战役。7月10日，根据朱德的建议，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一个条件，即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即掘大山洞藏飞机。如无此项条件，则飞机不能隐蔽，亦不济事。[7]
　　两者结合起来看，当时毛泽东希望既能够采取里应外合、分化瓦解、争取敌军起义的办法，用“较快的时间”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种办法在北平及后来的湖南、云南、新疆、四川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又看到了进攻台湾没有空军支持的困难，准备用较长时间来准备进攻台湾战役，把进攻台湾的时间定在明年夏季。
　　这时候，立即渡海进攻台湾是有可能的。美国情报部门也认为，解放军会紧接着进攻台湾。
　　首先，国民党政府大员四散，撤到台湾的军队兵力严重不足，编制混乱、人心惶惶，已成惊弓之鸟。1948年“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已和夫人宋蔼龄隐居美国纽约作了寓公，次年6月另一巨头宋子文也以料理家务为由赴美国，一去不复返。其他如前行政院长孙科、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驻美国大使沈剑虹等或避居香港，或逃奔南美洲，都拒绝前往台湾。撤到台湾的军队不算保安团、青年军一类杂牌，作战部队只有20万人，许多军、师、团互不相属，有编制无部队，有军官无士兵，杂乱无章，颇有乌合之众之感。其中周至柔的空军虽有官兵8.5万人、各种型号飞机400架，但能够作战的不过半数，汽油只能支撑两个月。桂永清的海军更仅有3.5万人，作战舰艇50艘，也缺乏配件，能作战的同样不过一半。这些兵力还分散在舟山群岛、金门马祖至海南岛的几千里海疆上，台湾本土防务十分虚弱。同样，台湾经济状况也十分凋疲，一下子增加了外来的二百万人，资源困窘，物价腾飞，只靠印发钞票对付一时。最主要的，是整个政权蔓延着“失败主义”的浓厚空气，起义投共接连不断，这是台湾的致命之处。连曾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张道藩也自叹：“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生命。”“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
　　其次，目睹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的美国政府，也不愿再背上这个包袱。美国国务院和军方虽然在对台湾应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上意见不一而争论不休，但总的看法都是台湾失守已属不可避免。早在1949年2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提出一份报告，认为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举动，只建议在台湾部署少量军事力量支持那里的政治行动。却仍遭到国务院的强烈反对，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既然美国并不打算在台湾大规模用兵，那么任何显示武力的做法都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这样的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应该采取在政治上分离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办法（即搞“台独”活动），这种办法也只能谨慎地掩盖起来。他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克制对台湾表现出热心”。[8]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如果美国军队不干涉，至多到1950年底台湾将“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最后，草创之初的解放军海军、空军拥有了第一批可供作战力量。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了中央军委航空局，常乾坤为局长，王弼为政委。此时分散在各地的飞机有46架。渡江战役之后，从国民党政权缴获和接收的飞机设施和人员日益增多。7月正式成立了解放军空军司令部，10月25日刘亚楼被任命为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到10月底，解放军空军共拥有飞机159架、航空技术人员2938人，接管飞机修理、装配、配件厂32个。其中，美国、英国、日本制造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约60架，其余为运输机、教练机、联络机。航空技术人员中，飞行员共202人。全部飞机里，约有一半状况良好，其余待修。[9]　11月，为了配合进攻台湾，中央军委决定在六个月内再组建两个歼击机团和一个轰炸机团。
　　海军的建立比空军稍晚。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的那一天，解放军的第一支编制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在长江边的泰州白马乡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当即接管了在长江下游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和第五巡防队的25艘护卫舰、炮艇。上海占领后，军事管制委员会共接收军用舰艇及可改造为军舰的船只79艘。本年，从2月到年底，国民党海军共有73艘舰艇、3300官兵起义加入解放军海军。1950年4月华东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已经拥有各种船舰134艘，总计43971吨。其中作战舰艇51艘，16382吨；登陆舰艇52艘，20131吨；其余为辅助船。[10]　加上其他地区，共约有近200艘舰艇。

总体上看，1949年秋解放军的空军、海军还很弱小，数量和质量都不能和国民党相比。但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人心慌乱，处于守势，兵力分散在舟山至海南岛的海域。而解放军士气高昂，处于攻势，可以相对集中力量作战，加上民船、渔船也可运输。因此在局部近海作战中，也可以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利用现有条件里应外合进攻台湾抱有很大希望。
　　然而，进攻台湾面临的困难仍然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首先，一、二、四野分兵西进造成了东部兵力严重不足。当时驻守华东的只有三野，陈毅、粟裕等三野首长都驻留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指挥防务和剿匪、肃清沿海工作，辖下兵力十分分散：第七兵团进攻浙江东南和舟山地区、第八兵团担任南京地区警备任务，宋时轮、郭化若任司令员、政委的第九兵团7个军中有4个军要负责上海地区防务，只能以3个军作进攻台湾的第一梯队。至于向福建沿海进军，只派出叶飞、韦国清任司令员、政委的第十兵团3个军。这些部队中许多战士是北方籍，畏难海战。因此8月2日毛泽东电告粟裕，把原计划迁往青岛的华东海军留下归他指挥攻台湾，并说：“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11]
　　粟裕给中央电报指出：目前台湾守军约7个军20万人，因此“对台作战必须三野全部参加，加上后勤人员及特种部队共约五十万人”，并建议调四野一个军、华北一个军前来策应海防。毛泽东也感到了这一点，曾于1949年10月31日的电报中指出：“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12]
　　客观地说，使得毛泽东把重点放在西部的原因，除了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考虑外，还有一些国际因素影响。
　　在毛泽东原本的战略中，新疆尚未列入进攻的主要方向，西北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协助一野进军西北的贺龙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应调回东部。[13]他甚至考虑可以暂时调彭德怀回来统一指挥二野、三野进攻福建和台湾。5月23日，毛泽东在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进展顺利，可于“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　但是，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向国内传达了斯大林的意见。
　　6月27日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并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后来又以无机场为由未派出）。[14]　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1993年7月23日回忆，斯大林当时的理由是：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斯大林的意见不是可以忽视的。毛泽东得知后立即要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7月23日他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15]　这样一来，彭德怀7月14日已经指挥取得西北地区战略决战---扶眉战役的胜利，8月26日又指挥兰州决战大胜，西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可以抗衡的力量，但一野还必须继续向新疆进军，十八兵团转攻西南，十九兵团进攻宁夏。东部暂时得不到应有的支持。
　　在刘少奇出访苏联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请求苏联出动空军、海军配合解放台湾的问题，建议刘少奇向斯大林试着提出这一请求，但大家并不抱太多希望。这时候，看到斯大林主动建议派空军支援进军新疆，7月25日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要他即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提供几百架飞机并代为培训飞行员，争取赶上进攻台湾的战役。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但对派苏联空军、海军援助进攻台湾，则表示难以赞同。他说，这样一来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诱发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苏联人民刚刚遭受了巨大的战争灾难，他们很难理解必须这样做的理由。[16]
　　当时在西南投入较大兵力还有一个国际原因，已经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胡志明来电，担心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会逃到越南，对正在解放国土的越南军民造成很大威胁。毛泽东为此特别致电林彪，要他部署程子华、陈庚部队切断敌人经云南逃往越南的道路。
　　相比之下，蒋介石出于置之死地的考虑，却对最后的落脚点台湾予以了殊死的重视。1948年底，在东北和华北战场上一败涂地的蒋介石面对一片谴责，开始考虑暂时下野“引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魏德曼向他提出了一个“退保中国东南与台湾地区”的建议。蒋介石思考再三，认为只有依靠美国的强大海上和空中军事力量，利用台湾海峡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解放军。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前参谋总长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不久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12月29日他又派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协助陈诚经营台湾。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视台湾之举。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后，5月蒋介石飞抵台湾，6月在台北设立总裁办公室，成为实际上的国民党政府最高领导核心。
　　6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首次出马，亲赴福州，召开驻闽部队团以上军官会议，一再强调说：“大家应当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会后他亲自召见部分师以上军官说：“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以复兴。”[17]　会后，对国民党军驻守福建部队进行了整编，确定了新的防御部署。月底，蒋介石在台湾又召开东南军政会议，强调确保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要求集中可能集中的力量，巩固东南防务和台湾外围屏障。陈诚做了固守台湾的军事报告，7月18日他被任命为东南行政公署长官。此时，国民党军在福建沿海共有12至15万兵力，超过解放军第十兵团入闽的9万人；在台湾有20万兵力，超过二野进攻台湾第一梯队的3个军，相当于二野准备动用进攻台湾的全部兵力。厦门、漳州失守后，蒋介石更加重视金门的战略地位，说：“无金门便无台澎，有台澎便有大陆”，急电汤恩伯固守；同时不顾在广州的李宗仁国民政府安危，调胡琏的十二兵团北开金门增援。至于西南，蒋介石虽然飞赴重庆，要求胡宗南坚守，鼓吹“迁都重庆，割据西南”，但自己心中对西南前途已了如死灰，拒绝留在重庆“共存亡”。
　　从后来的战事发展态势看，湖南、新疆、云南包括四川一部相继和平解决，二野进攻西南并没有遇到特别顽强的抵抗，多是追击战，鲜见太原、天津式的攻坚战役。蒋介石部署的成都保卫战也一捅即破。由于有陆运特别是航空、海运的优势，一部分国民党败军仍然撤到了海南岛和台湾，另一部分流窜到了泰国、缅甸。当时解放军在西部占有绝对优势，虽然保证了战事的顺利发展，但兵力最后也过多了。新疆的许多部队后来就地改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形之下，东部沿海局部军事力量对比解放军并不占有优势。然而在一部分三野指战员中，却出现了轻敌、急躁情绪。
　　7月2日，第十兵团出发进军福建，头几仗是顺利的。8月13日、10月17日攻占福州、厦门之后，第十兵团的主要部队和兵团首长、28军军长、政委都留守城市处理市政和养病，只派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组成前线指挥所，从三个军分别抽调7个团兵力进攻金门。由于缺少船只，实际只有3个团登陆金门岛，没有一个师以上的指挥员在场统一指挥。
　　金门之战打响之际，国民党守军已得到胡琏十二兵团增援达4万人，大大超过解放军登陆作战部队的8736人，于是解放军遭致三年解放战争以来最大的失利，进攻部队全军覆没，阵亡和被俘9086人（包括民工、船夫）。
　　金门作战失利后，毛泽东即认识到了这一失误的严重。10月29日，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批转了《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要求“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写下批语：
　　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18]
　　随后，毛泽东对进攻海南岛也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10月31日，他明确指示四野林彪：
　　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19]
　　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第21军发起定海（即舟山群岛）战役。4日，毛泽东本已复电同意粟裕等人的定海作战方案，称“我们认为“你们采取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就在此日，由于对敌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解放军在攻击定海登步岛的作战中遭到敌守军、援军和海空军的联合反击，再次失利，伤亡1490人，被迫撤离。11月14日，毛泽东又给粟裕发去电报指出：
　　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20]
　　此后，蒋介石受金门、登步岛大捷的鼓舞，向舟山、海南、金门增加一倍重兵扼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顺势制定了分别攻取各岛，斩其爪牙，再直捣台湾的战略。进攻台湾仍在紧张的准备之中，三野专门派人参加了攻占海南岛的战役，学习渡海作战经验。空军、海军攻台部队的组建训练也加紧进行，11月成立了海军第一、第二舰大队。当时，三野前委也曾向中央军委提出过不攻舟山而直取台湾的方案，但认为这必须有空军的绝对优势，而金门仍须先于台湾攻占。
　　然而，现实是国民党空军拥有压倒的优势，对沿海城市和基地的猛烈袭击，使得初建的解放军空军、海军遭受巨大损失。起义过来在烟台的“重庆”号巡洋舰、在南京的“长治”号护卫舰都被国民党空军重创，无法转移，被迫自沉。上海、南京的解放军海军舰队在一次轰炸中就有“常州”、“万寿花”号等26艘被炸伤炸沉，其余不得不撤往武汉隐蔽。国民党空军仍紧追不舍到长江中上游，炸沉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9艘舰艇中的6艘。
　　要依靠中共自己的空军优势需要较长时间，只有寻求外援是个捷径。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在16日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中，他就迫切地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斯大林含糊其词地回答：“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当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理由。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斯大林仍然担心会引起与美国的大战。他向毛泽东建议，是否可以采取更策略些的方式来解放台湾，比如先向台湾空投伞兵，组织暴动，然后再去进攻呢？[21]　这显然是不成为理由的借口。且不说解放军尚无伞兵部队，当时又如何能保证空军能安全运载伞兵到台湾上空空投呢？
　　立即进攻台湾的打算就此搁浅，不得不失去了趁台湾守军立足未稳且混乱而进攻的第一个最好时机。但是，国际形势处于一种微妙的发展中，总的说来仍对进攻台湾有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最初的几个月中，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尤其是毛泽东访问苏联的两个月中，传出了中苏谈判进入僵局甚至破裂的消息，甚至美国有谣言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美国政府对出现中苏裂痕寄以希望，认为“正当我们谋求利用（中国）向苏联收复其在满洲和新疆的失地这一现实问题时，我们特别要避免出现一个美国制造的收复失地的怪影”。此间，美国一度发表了很不利于蒋介石在台湾处境的多次言论。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确认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8日通过决议中所重申的对中国的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要求一切国家避免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外力控制的政权，或谋求特权，并称上述原则“在目前局势下对台湾特别适用”。还说：美国对台将采取“三无二不”政策，即美国对台湾或其他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的意图，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或建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中国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支持的意见。1月12日，艾奇逊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美国国务院称之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著名讲话，声言：“谁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谁就是美国的敌人。”并且宣布美国的安全线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韩国。美国不会为庇护这些地方而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这些言论中也包含着诱使中共中立、不要让苏联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用心。
　　美国的态度使斯大林放下心来，着手派出空军、海军人员支援中共。1950年2月，苏联空军中将巴基斯基率领混成航空兵集团到达中国，承担上海、杭州、徐州等地防空。3月13日至5月11日，即接连击落台湾空军5架飞机。相继到达中国的苏联空军共有11个歼击航空兵师，防守从鞍山到广州的东部沿线空域。此后台湾空军即不敢轻易袭击内地，但苏联空军也奉国内命令只守不攻，不能配合解放军进攻沿海诸岛。
　　1950年4月至5月，解放军占领海南岛，下一个目标直指舟山群岛和台湾，华东军区已经能够集中50万兵力投入进攻。台湾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候，蒋介石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放弃舟山群岛，于5月13日至16日将驻守的国民党重兵和海空军主力12万人秘密全部撤回到台湾岛。解放军对舟山群岛发起进攻后，发现岛上已经没有一个国民党官兵，在台湾外围全歼国民党军队精锐的计划落空。
　　这样，形势又发生重要变化。台湾守军已经增加了由海南岛撤回的7万人和舟山群岛撤回的12万人及海空军，达到40万人。而且修建了新机场、基地，将四散的空军、海军汇聚起来，变分兵防守为集中防守。蒋介石还招募了日本空军雇佣军五六千人到达台湾。此外，蒋介石在台湾的控制也得到加强，一些打入台湾政权高层的中共情报人员相继被捕。内部的配合难以起到有效作用，军队人数决定战争胜负的分量也更大，而渡海船只极为缺乏，当时华东区船只仅够装运4个加强师及附属部队，不足第一梯队的一半。因此，5月17日，粟裕建议将第一梯队由4个军增加为6个军，同时认为“攻台作战如无绝对把握，不仅不应轻易发起，而且宁愿再推迟一些时间”。[22]　6月23日，为了保证优势，三野前委再次向中央军委提议，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将原计划参战攻台的12个军增加到16个军以上。
　　客观地说，蒋介石的这一决策只是暂时延缓了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并不能挽救台湾的命运。这一点，美国人也看得出来。舆论大都认为解放军将在9月底台风季节来临之前发动攻击。5月17日，美国驻台北官员斯特朗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间发动进攻。”他建议，警告所有美国公民迅速撤离台湾、转移重要物资。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回电同意，并授权他与英国领事馆筹划代理美国驻台湾总领事馆撤离后的事务。[23]　台湾驻美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在与国务卿杜勒斯谈话时说：至于共产党军队进攻的可能日期，据来自台湾的报告，也许会发生在7月上旬。[24]
　　1950年6月初，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粟裕向中央汇报了进攻台湾的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建议由刘伯承或林彪来主持战役，但毛泽东仍然宣布由粟裕指挥这一战役。如果没有大的意外，台湾的收复是迟早的事。令人遗憾的是，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便使美国人制造了这样的意外。
　　6月25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在会议晚餐前的讨论中，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布雷德利首先发言，不谈朝鲜战局，却大谈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布雷德利当场宣读了麦克阿瑟的“保台意见书”。布雷德利甚至提出，军方认为台湾比朝鲜更重要，“在朝鲜的进攻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这一事实的注意力”。[25]　随后，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将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以防止共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阻止国民党从台湾进攻大陆。他还说，台湾地位应由联合国决定。表示同意的杜鲁门补充了一句话：台湾地位也可能由对日和约决定。于是，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之任何攻击”，提出“台湾未来的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　
　　29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艘运输舰从日本佐世保基地驶入台湾海峡。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也进驻台湾。接着，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会1949年通过的共同防务援助法，主动与台湾当局以换文形式签订了所谓《台美联防协定》。
　　若说这是一个意外，其实也不是没有任何征兆。从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绝望的美国政府的立场已经逐渐发生了变化。在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时，美国政府就埋下了干涉中国台湾的伏笔说：“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国务卿艾奇逊解释“目前”二字说：“万一不幸我们在远东部队遭到攻击，美国必须完全有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
　　台湾海峡局面的急变，对毛泽东说来确实是个意外。本来，他对朝鲜战争爆发并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据师哲回忆，6月26日清晨，他到中南海丰泽园，见毛泽东正在院子里散步，对他说：“昨天夜里看到了巴黎的报道，朝鲜战争爆发了。”[26]　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对朝鲜问题公开表示态度。
　　美国立即插手台湾局势，激怒了毛泽东和中国人。6月27日杜鲁门调动第七舰队的声明发表后第二天，在中央政府第八次会议上，周恩来宣读了回答杜鲁门的声明说：“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毛泽东发表声明严厉指责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持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国际形势的突变，使得毛泽东不得不暂时中止进攻台湾的计划。6月30日，周恩来对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不无遗憾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27]
　　随着朝鲜战争规模的扩大，7月13日毛泽东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任副司令员，出动十三兵团在中朝边境严密监视动向。但为准备进攻台湾战役已心力交瘁的粟裕以病坚辞不就，毛泽东改任邓华为司令员。8月8日，主持华东局工作的陈毅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建议1951年不攻、1952年解放台湾，获得批准。随后中央军委解除了三野第九兵团进攻台湾、第十兵团进攻金门的任务。第九兵团调往东北待命赴朝。进攻台湾问题由此被长期搁置起来。
　　朝鲜停战后，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造成了台湾海峡长期的对峙局势，台湾由此成为问题。
　　忆昔抚今，往事可鉴。当年毛泽东确曾预见到了台湾将出现的复杂局面，也极想立即进攻台湾，但海空军力量和国际条件的对比，使他不能不一再拖延。无论毛泽东事后如何不肯原谅自己，形势比人强。如果根据毛泽东的一番自责去证明当年的战略有“失误”，恐怕也是片面的理解。试想，如果搁置西南、西北大片国土暂不集中力量攻取，用几乎是民船组成的船队，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飘洋渡海去进行毫无把握的台湾决战，一旦失利，将会对全国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况且，谁人又能预先料定朝鲜战争爆发而使水到渠成的机会失去？在这个问题上，用得着毛泽东常说的另一句话---“我们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参谋长”。

注释：
[1]　王力：《漫谈舒同》，北京《传记文学》1995年第12期。笔者当时见到这段话，即有所怀疑。首先，王力回忆说中共“1948年准备解放台湾”，明显不合事实。1948年底中共刚刚占领东北，华北和华东尚在国民党手中，何能顾及东南一隅的台湾？其次，何为毛泽东的谈话，何为王力自己的分析，文中混淆不清。笔者后来根据王力提供线索也未能查到有关谈话记录。
[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381页。又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1页
[3]　《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页。
[5]　同上，607页。
[6]　《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0页。
[7]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当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8]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294-296页。
[9]　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当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8页。
[10]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当代中国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9页。
[11]　《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同日电报，中央文献出版社版。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600页。
[14]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1-7页。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44页。
[16]　青石：《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百年潮》1997年第1期。
[17]　原国民军独立第50师师长李以劻：《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3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135-146页。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同日电报。
[19]　青石：《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百年潮》1997年第1期。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同日电报。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同日电报。
[22]　《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
[23]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50年第6卷第340-345页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8页。
[25]　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6]　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党的文献》1993年5期。
[27]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