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Tube節目【潔出職人開箱】今年10月21日首播的【神秘餐車跑遍北台灣 老闆暖心舉動曝光｜大腸包小腸日賣600份 免費送餐背後藏洋蔥】，介紹到一輛主賣大腸包小腸、有做愛心待用餐的餐車，受訪者講到了一些讓人覺得暖心的故事。

但據其他媒體關於愛心待用餐的報導，臺灣近年來「愛心待用餐」機制在多處傳出爭議與愛心遭濫用的事件，主要反映出善意被視為理所當然、領用規範落差以及店家承受過大壓力等核心問題。

其中，今年4月的新北市永和「中田咖哩」事件中，店家經營7年、長期自費並結合善款提供待用餐。因適逢假日肉品用完，業者僅提供「咖哩醬與白飯」應急，遭領餐民眾給予 Google 1星負評與網路批評，甚至被酸私下圖利，讓老闆委屈哽咽。

今年7月的新北市板橋市場麵攤事件中，一家經營40年的老麵攤自民國102年(2013年)起提供待用餐，但一名男子索取待用餐時要求「2倍份量」遭拒，竟在現場飆罵髒話並阻擋老闆錄影，最後仍拿走便當，令店家感嘆「不知感恩」；而當月的臺南涼麵店事件中，臺南一間提供愛心涼麵的店家，發現有領餐者邊吃邊排隊、甚至對上前關切的店家嗆聲，導致店家心寒宣布停止供應。

傳統待用餐多依賴民間或店家自主發起，缺乏明確的查核或退場機制，當少部分領取者出現「予取予求」或「嫌棄內容」的行為時，極易消耗發起者的熱情，導致多處愛心店家無奈熄燈。

為避免愛心遭濫用並提供更精準的協助，部分地方政府(如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安心點愛心餐食服務)開始推動制度化管理，明訂領取次數上限、核實身分與登錄機制，試圖在救助急難與防範濫用之間取得平衡。

臺灣會提供愛心待用餐的店家，包括YouTube節目【潔出職人開箱】之【神秘餐車跑遍北台灣 老闆暖心舉動曝光｜大腸包小腸日賣600份 免費送餐背後藏洋蔥】中受訪的大腸包小腸餐車業者，可能是自幼社會化的過程中，從家人親友、同儕或者其他的社會關係網絡中人那兒，內化了有能力就要幫助別人，或者受到這個社會的照顧，長大有能力就要做出回饋，覺得這樣做比不這樣做好的價值觀。

愛心待用餐是一些人幫助弱勢、有需要者的方式，也有的是免費貢獻自己專門的技術、知識或經驗等去服務人群、服務社會，我想其動機都相近，差別在於個人所擁有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本，一如法國社會學者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實踐理論所說的，這些人存在有些資本就幫助弱勢有需要者的觀念，之後因為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資本做出不同的愛心實踐，也像是美國社會學者喬治·卡斯帕·霍曼斯（George Caspar Homans）行為主義社會交換理論之價值命題主張所說的那樣，越是覺得某項行動有價值，就越會採取該項行動，做愛心待用餐的店家及捐助愛心待用餐的人，可能都是因為覺得這有價值，所以就付諸行動。

而本文查到的3起重大愛心待用餐爭議事件，店家碰到愛心待用餐領取者作的負面反應，乃至於上Google給予1星評價的實質懲罰，所做出的反應，則近似於上段所提之行為主義社會交換理論中的攻擊命題/主張所說的，當個人採取一項行動未得到正面的成果，反倒獲得意料之外的負面後果，那麼就可能會沮喪、憤怒甚至做出攻擊行動。

以此而論，本文所列舉的，面臨受領者負面言語攻擊或實質懲罰(Google刷1星負評)的愛心待用餐店家，其沮喪、憤怒、心寒或者進一步停供愛心待用餐的店家，便是覺得自己做愛心待用餐的行動是獲得意料之外的懲罰，因而有所不滿乃至停止提供。

至於臺灣愛心待用餐的受領者，當然，有需要但不好意思去拿、有拿了一陣子等自己有工作收入便表示不再拿，就如臺灣會提供愛心待用餐的店家，包括YouTube節目【潔出職人開箱】之【神秘餐車跑遍北台灣 老闆暖心舉動曝光｜大腸包小腸日賣600份 免費送餐背後藏洋蔥】中的事例，也有知所感謝，更有相反的衣食無缺但可能因貪念而去拿的人，如本文所查到的三起重大臺灣愛心待用餐爭議中的受領者。

臺灣這些愛心待用餐受領者具體表現的差異，我想也是涉及到各自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所養成之慣習(包含所內化的價值觀、認知、態度、生活習慣或形態)，再加上所擁有之經濟、社會、文化資本之不同所造成，覺得受人恩惠不可不忘者就會知道感恩，覺得自己有收入就不該再拿免費餐的，便會主動跟店家說已找到工作不會再拿。

至於有需要但不好意思去拿的人，我認為第一種可能的原因，是基於可能存在著必有比自己更需要的人的同理觀念，因此就拒絕領取愛心待用餐；第二種可能的原因，則可能是基於臺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在整體上，仍對窮人存在一定的偏見或歧視，怕被外界知道自己貧窮而被投以異樣的眼光，便不好意思採取愛心待用餐領取行動。

但也可能不是不好意思拿，而是因為生計就已朝不保夕，心思可能都放在打拼生計，故無餘力再特別去探索，愛心待用餐這從海外引進的新觀念(愛心待用餐源起於義大利)，無力再去了解哪些店家提供愛心待用餐及如何領取，就好像一些社會福利的補助，真正的窮人可能因人脈、資訊管道貧乏而領不到。

反之以臺灣來講，有些衣食無缺甚至富裕的人，便可能是因為其錙銖必較、貪財或貪小便宜的觀念及一些實踐行動而造就的，故當然就會汲汲營營地去追求任何的漏洞、便宜、好康等，因此去貪愛心待用餐，也就是有脈絡可循的了，另外也有的則可能是因為，從小到大社會化的過程中，如霍曼斯行為主義社會交換理論中的剝奪-滿足命題/主張所說的，因為太常因讓他人知道自己經濟弱勢、貧窮而獲得實質的物資或其他的生活救助，導致滿足感和價值感減少，結果可能對領取愛心待用餐覺得理所當然。

本文所列三起重大愛心待用餐爭議事件，或者其他的臺灣愛心待用餐領取亂象，以上兩種心態的受領者恐怕不在少數，進而成為一些愛心待用餐店家心灰意冷的元兇。

也許是因為臺灣實際做出行動的「肖貪郎」(臺語)或覺得別人救助他理所當然者的人口規模可觀，所以社會福利才會持續研擬防弊的機制或金額、次數上限之類的限制，也才會使得桃園市政府等部分地方政府，開始推動制度化管理，明訂領取次數上限、核實身分與登錄機制，這便是一些人，在既有愛心待用餐提供者與受領者間之關係的秩序、結構之下，基於貪心或理所當然的愛心待用餐領取行動，所造成的新秩序、新結構，呼應了英國社會學者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結構化理論，結構與行動會互相影響的核心主張。

基於人性之險惡不堪檢驗，我認為至少在臺灣，愛心待用餐還是要有一些防濫用、濫領的規範與機制，才能充分幫助到真正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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