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學者觀點）

 

一.從“西來說”說起

 

    假如想真正破解中國漢字的起源，就必須首先打破一切思想障礙，解放思想，尤其是放棄以往所謂“中國文明獨立起源”的過早“定論”。據說截止今天，中國文字的起源尚無定論，其實是連一點眉目都沒有。我認為所有的人在探索漢字起源的時候都被“中國文明獨立說”給誤導了，所以才延滯100多年的時間也沒有頭緒。因為所有的人都在“獨立說”的陰影下在中國境內打轉轉，起碼近幾十年是這樣。假如我們肯把目光投向廣闊的外部世界，一切豁然開朗，變得非常簡單。

 

    曾經盛極一時的“西來說”許多人不了解它的起源，也不了解它的覆滅，所以任何有嫌疑支持“西來說”的言論或發現都會顯得冒天下之大不韙，漢字起源更是越不過這個檻。所以我認為，重新認識“西來說”，認識我的“全球文明同源”是解開漢字起源的關鍵。否則，漢字起源揭迷永無可能。

 

    考古學對於中國是門年輕的學科，只有不到100年的歷史，並且它是由一個叫安特生的外國人開創的，並且這個人是個業餘愛好者，當時他在中國的正式職業是工程師。這個起源似乎宿命一般預示了其他的一些東西，中國的歷史是如此緊密地與西方人聯繫在一起。正是這個人根據中國仰韶文化的彩陶特色正式提出了“西來說”這一概念。這是發生在8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必要指出的是，“西來說”中的“西”與今天的“西方”概念並無聯繫，它是指地理上的“西”，具體指中亞和西亞地區。

 

    史前史的研究有自己的規律，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發掘與更新，各種不同的結論隨時被推翻改寫是很正常的。“西來說”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命運。但不同的是，“西來說”這一可能牽涉到中國人情感的研究恰好碰到了上個世紀複雜的政治運動，反對“西方”在某些時候成為明確的政治任務，在談“西”色變”的年代裡，伴隨著本身的局限與弱點“西來說”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就這樣不出人意外地銷聲匿跡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國文明起源獨立說”悄然成為“定論”。

 

    誠然，“獨立說”並非沒有道理，比如中國自己的學者在中國廣大的區域內發現越來越的相互之間可以印證關聯的文化，但是越來越多的人在解釋這些文化之間的聯繫時似乎在做著A=B，所以B=A，B=A=C=D的一連串封閉遊戲，轉暈了頭的中國學者竟然認為中國的文明源頭應該就在這些A、B、C、D之內了。完全無視中國新石器時期起源晚於西方這個大前提，也不看中國之內存在著大量的不能解釋的“絲綢之路”出現之前的東西方經過文化交流的證據，“獨立說”就這樣“定論”了。怎麼樣定論的，誰定論的，誰都不清楚。大概是一種舊時代最常見的“引公一言，終成定論”吧。

 

    應該說這個“西來說”不了了之既有考古與歷史學界內部的原因，也有當時中國學術環境的外部原因。但是它最直接說明了中國學術界科學觀念的脆弱，在沒有肯定的證據之下中國學術界就倉促地做出了“中國文明獨立”說，並且灌輸進所有中國人的思想之中。假如有人說他是中國歷史“多元論”者，千萬不要弄錯，他的意思是說在中國地區之內的“多元”，比如有中國西北說、中國黃河說、以及長江說、中國東部與西部說，這與中國部分自生與其他地區文明輸入並列的“多元說”根本不一回事。在中國國內，任何大規模公開試探文明起源的行為都受到了這一“定論”的無形壓制，或者說只能在這一前提之下才能探索，否則就被看作歪門邪道。

 

    殷墟大墓中的玉石來自新疆的喀拉崑崙山，這是我看到的近年來最為大膽的一次探索，因為他們的視點差點就出界到“西來說”所指的中亞地區了。今天人們普遍接受了新疆確實與商朝時期的中原是有聯繫的，因為那些玉石明白無誤地告訴了這個事實。我用米尺丈量了一下，從新疆到中國腹地與新疆到埃及的羅馬其間的距離基本相等。並且從地理氣候條件看，從新疆到中國腹地的道路更為艱險困難一些。這些條件說明了很多問題。假如我還不能證明商朝與古埃及有直接聯繫的話，那麼我們已經可以推論，殷商人與古埃及的聯繫通過新疆地區的溝通根本不成為問題。或者說新疆人與古埃及人發生聯繫是肯定的。並且，考古發現上古時期的新疆人就擁有大量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貝幣，這個距離之迢遙已經足可以換取新疆人跑到中東的任何地區了。

 

    考古專家陳星燦先生說：“關於中國古代文明解釋的變化，除了中原中心的傳統中國史觀和民族主義的影響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變化，一切解釋都要隨材料的變化而變化。張光直先生在許多個場合這樣說過：過去考古學的經驗告訴我們，'新材料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出現，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說一定會坍毀'。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我認為這一認識是客觀正確的。今天恰好是“老材料上的假說坍毀”的時候到了，因為從“西來說”被否定的30多年前到今天積累已經夠多了。當然，首先要感謝許多默默無聞的考古工作者和歷史學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儘管他們許多人立場上依然堅持“中國文明獨立說”，但他們小心翼翼故意避開給“西來說”可能支持的材料還是給我找到了“西來說”的一些準確數據，比如一些重大遺址的發掘，人種方面幾乎都避而不談。

 

二.兩個分期分層

 

    我認為中國史前史階段大致分層為6、7千年前起源的仰韶文化和大約4000年前起源的夏商周文化這兩個大的階段，之所以集中說這兩個階段是因為他們的特徵明顯，其他的暫且不提。他們兩者之間銜接在4千年前左右這個時間。又由於他們本身來源於一個大的文明系統——中東，所以可以說銜接得嚴絲合縫，幾乎難解難分。偶爾甚至會有人說，他們有直接的承續關係。仰韶文化的主要特徵是彩陶，其宗教符號以半坡的雙魚為主。其發展區域主要在中國西北地區，分佈於青海、甘肅、陝西，以及部分山西、河南，其發展態勢明顯由西向東南傾斜，其來源通道可以考慮從新疆進入，也可以考慮從南亞跨越青藏高原進入青海。古代兩河流域的天文學非常發達。雙魚崇拜很可能來自天文上的雙魚座崇拜。雙魚星座與春分這個節氣有密切的聯繫。

 

    仰韶時期的文字符號主要應考慮中東地區兩河流域的象形文字與楔型文字，其主要依據為甘青以及半坡彩陶之上的符號。兩河地區的象形文字除了一般的象形文字特點之外，其主要特徵還有許多圓點符號的排列，中國的幾種古牌，比如牌九上面的黑紅圓點排列，以及麻將上面的“筒牌”符號等都可以考慮為其某種繼承。一個應該引起有關研究者註意的是，牌九這種似乎只有中國傳統裡才存在的古老賭具其實今天在距離兩河很近的阿拉伯半島地區的民間依然存在，比如也門這個國家。兩河地區的象形文字研究不多，但是由於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從兩河繼承來的，其他方面可以參考古埃及的情形。以陝西的半坡文化為主的陶器文字符號以及三角形演化而來的形狀，應該著重對比兩河流域後期的楔型文字——它是從象形文字發展而來的。當然了，由於雙魚座本身就是三角形狀，也有可能仰韶文化出現的大量三角形是對於雙魚座這一天文星象的兩重描繪而已。三角、六角都是雙魚座的符號，雙魚座還經常抽象為類似“H”的形狀以表示“西魚”與“北魚”之間的聯繫，這一圖形在仰韶彩陶裡都可以找到對應（配圖）。在最新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據說發現中國人有姓“H”的，假如可能的話對他們做出族源追溯或許會有些意外收穫呢。許多專家曾經對彩陶上的符號做出過“魚”與“三角符號”之間的過渡漸變關係，我也認為他們之間確實存在著這種有機聯繫。

 

    太陽崇拜是整個中東地區新石器時期最主要最普遍的信仰。無論兩河流域還是紅海沿岸的古埃及以及腓尼基人和希伯萊人，全部遵循了這一傳統。以前在正統的歷史讀本里暢行的“中國的萬字符號來自佛教”的“定論”可以說是完全錯誤的，中國在仰韶文化時期就有萬字符號，它是太陽崇拜的痕跡，中國上古時期不僅有“萬字”，而且有太陽符號的其他各種變體。這一崇拜不僅出現於中國的仰韶文化，還出現於中國的夏商周。

 

    但中國的夏商周文化顯然有別於仰韶文化，其特點為善青銅和玉石雕刻，陶器並非他們所長。這些都符合古埃及及其周邊國家的特點。中東的兩河流域儘管在大約5千多年前已經有了青銅，但是由於缺石的這個地理特徵遏止了他們玉石以及青銅的工藝發展，陶器反而成為其專功首善，這一點也符號仰韶文化的特點，更何況他們兩個地區的陶器如此相像，從造型到顏色再到花紋無一不是如出一個娘胎。夏商周儘管也有龍山文化的陶器，但明顯可以看出他們與仰韶文化不一個特點，並且在製陶方面不如仰韶文化發達。從殷墟發掘看，他們的陶器主要是灰陶而不是紅陶（也就是彩陶），並且紋飾也截然不同。夏商周的發源地應著重考慮北非一帶，並且他們在中國的登陸地點儘管不​​排除與仰韶人一樣從西部而來的可能，因為“玉石之路”的探索似乎已經說明了這樣的可能。但是同樣有一個可能不能忽視，例如殷人很可能就來自海上，並且是在山東附近登陸，然後發展壯大後開始向夏人發難。也有可能夏從西部進入，後來夏商東西匯合於中原。許多專家提到中國境內的幾個文化層之間關係猶如“叔侄關係”，既統一又有區別，這個特點可以從中東幾個地區之間的關係讀解中得到啟示，尤其是​​拙作《向東向東再向東》的提示，即便其中描寫的不是歷史的確​​切再現，但是那種複雜關係已經給中國境內文化的複雜聯繫做出了合適的類比。夏商周器皿上的宗教符號明顯呈現出與古埃及的全面一致性，除了太陽崇拜同樣外，牛、羊、猛獸、鳥、蛇是古埃及與夏商周兩地共同敬仰的神靈。

 

    假如說後世12星座的起源與流行代表了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力的話，那麼以雙魚為代表的這個12個星座系統很可能在中國的三代時期轉化為了12屬相。假如事實如此，說明了中東南部地區的埃及文化在中國最終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這個在中國地區的文明轉化也符合中東地區的歷史發展。兩河流域從大約4000年前後將最強大的文明古國讓位於古埃及。兩河流域至少在4000年前就有了12星座的占星術。其操作符號與代表是：白羊座、金牛座、雙子座、巨蟹座、獅子座、處女座、天稱座、天蠍座（又叫摩羯座）、射手座、山羊座、水瓶座、雙魚座（2月20-3月20日）。中國的12屬相則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這一轉變標誌著具有輝煌天文歷史的兩河流域文明在中國的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古埃及的農業文明。另外，這12屬相清一色陸地動物（包括兩棲動物如蛇、龍）；雙魚、寶瓶等標誌著兩河的符號徹底從主流社會消退，中國人從夏商周開始不再如仰韶人那樣重視天空的精彩。其實，這可能還反映了另外更多的信息，天文星座的拋棄說明大規模的人類全球遷徙活動基本上就要結束了，各個地區的國家民族基本到位就緒。以上兩個系統的特點在仰韶文化與三代時期各有表現，所以可以看出古代彩陶以及禮器的雕刻符號，多與天文和信仰體係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八遷”至河南腹地的商朝與臨海的山東之間有著種種的神秘聯繫。“東夷”之“夷”尤可懷疑與“埃及”之“Egypt”的可疑聯繫。同時，戎、狄、蠻、夷中的其他三者當也與族源有莫大關係。甚至我們是否可以將這四個中國古代的民族劃分與今天大家熟知的人種劃分粗略對應呢？假如夷是黃種蒙古人，狄是白人，戎是紅人，則蠻可以是黑人。當然這個劃分是很主觀的，但是古代民族的區別一定主要與人種有關，所以也是可以從這些方面做些考慮的。戎人與夏的聯繫只能說明他們可能西來的通道，並不能說明他們就與商人之間有截然不同的族源聯繫。一般認為“夷”字“從弓”，我倒是認為可疑解釋為“從蛇”。無論在古埃及還是中國古代，都有蛇纏人或蛇纏繞太陽的圖案，皆此謂也。“東夷”為“東方人”是來到中原之後人們對他們的稱呼，但是還有一個可能，這些人當初曾經在大約3900年前後其祖上曾經到達美洲，後來部分人不知出於何故重新回到中國並落腳在山東這裡，所以他們看起來也符合“東夷”的含義。

 

    無論如何，毫無疑問夏商周整體上最終融合了仰韶文明，不管是友誼還是戰爭，總之，中國人就在這兩重文明之上誕生了。中華民族的文明正如文字一樣，不是全部照搬，而是逐漸的接納整合的一個過程，最後形成了自己具有鮮明色彩的獨特文明體系。可以說他們有繼承，也有在中國本土的自生獨創。這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一個過程。

 

三.文字的產生過程

 

    兩河流域到紅海沿岸甚至地中海東部地區，他們皆在一個大的文化環境之中，相互之間一直有著密切的交往。一般認為古埃及文明來自兩河流域。所以在中國境內發現仰韶文化與夏商周之間有文化聯繫是很正常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承認他們之間確實也是有區別的，這才構成意義。同時夏商周之間儘管有更進一步的族源聯繫，但是參考《向東向東再向東》的分解模式不難看出，這幾個家族本來屬於一個大的家族，後來又分化為幾個小的家族，他們之間有著一些扯不清的恩恩怨怨，再牽涉到時間的先後，他們也有一定的差別和對立是可以理解的。

 

    從現有的仰韶彩陶上看，其符號與兩河流域的象形文字有很大關聯（圖，彩陶一，楔行文字數一）。但是大多數的符號都應該看作一種文字或者符號的藝術化處理或變體，而不是直接的文字。魚的圖騰大量出現說明了這支文明不屬於古埃及文化，而只能是兩河流域文明，因為古埃及文化里面少見魚崇拜（但是猶太文化里卻未必沒有魚崇拜）。我曾經一直為中國西部流行的雙魚崇拜找不到根據，有一天我登上一家介紹兩河楔型文字的美國英文網站，在他們的首頁上赫然畫著巴比倫人手提雙魚的畫像，我恍然大悟：假如不典型或者沒有根據，這個網站不會挑選雙魚作為兩河人的首要標誌。（附圖）

 

   （圖解說）九大星辰在占星術中的表現符號。以上的順序為太陽、月亮、水星、金星、火星，下行為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不難看出他們與象形文字的聯繫。日、月位居其中，而不是嚴格按照九大行星的排列，說明了這個觀察體系的“古老”，月亮這顆衛星因其明亮程度被排列在第二位顯然更能說明其係統的原始性。占星術的源頭就在兩河流域，目前可以找到大約4000年前的這方面證據，發達的天文學是其理論基礎。

 

    上古時期希臘地區與中國地區陶瓷上面的花紋裝飾不同，說明了他們宗教信仰上的某些區別。在今天，世界上的幾個主要宗教大多都反對偶像崇拜，不允許動物與人類作為裝飾出現在他們的物品上，所以他們的藝術家只有在植物以及幾何圖案方面得以發展。我想這些宗教思維在遠古時代就應該在一些部族中間多少存在，他們也影響了來到中國的人們，使其主要的器皿上避免了動物的出現，而只是具有線條與幾何圖案。然而由於偏於一端，這些陶藝家使這些幾何圖案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以至於今天的人們見到這些作品也為他們的精美幾何圖案嘆為觀止。我說的這些陶器很明顯是指以青海、甘肅南部為代表的大約4000年前的彩陶文化。人們常常在驚訝於那些圖案精美的同時也突然會問：這些心靈手巧的工匠們為什麼不去描繪動物與人呢？今天阿拉伯人主要信仰的伊斯蘭教依然恪守只能描繪幾何與植物葉子的習慣，他們拒絕任何偶像崇拜，拒絕讓動物出現於他們的物品以及建築上面。但是集中在陝西半坡的陶盆人面魚紋似乎是個例外，不過後來動物圖案的減少也可以理解為一種禁止，逐漸就只能描繪幾何與植物圖案了。同時還要考慮到地域上的差異，比如半坡與甘青兩地由於地理上的跨度還是有所區別的。

 

    夏商周文化的首端是夏文化，從考古發現的符號上看主要是“眼睛”與一些類似於腓尼基字母的符號。“眼睛”符號的傳說主要流行於古埃及一帶，比較著名的有兩條線索，其一為哈特爾女神，他是太陽神的眼睛，同時她還常常表現為一頭母牛；另外一個眼睛神話來自哈特爾的丈夫：何露斯——他在與叔叔的殊死搏鬥中產生了著名的“何露斯之眼”神話。這兩個有關眼睛的神話對於古埃及都影響深遠，人們日常生活中最簡單的使用是把眼睛符號作護身符。而所有的埃及法老都認為自己是何露斯神在人間的再現。這個文化特徵還連帶解決了三星堆遺址的源流問題，因為那裡也出現了大量的“眼睛”符號，所以說，無論三星堆來源於山東還是來源於商朝，其最初的文明根源依然應該在中東。

 

    夏文化無論從器物造型與質地上還是從其他的一些痕跡來看，都應當與商有更多聯繫。但是夏文字與仰韶文化符號的接近卻也讓人十分疑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幾乎採用過同一種文字符號。所以夏是仰韶文化與“三代文明”的一個明顯過度，夏的文字符號中已經出現了一些象形文字特點，而不僅僅是腓尼基字母。夏的兩者特色兼具似乎讓我們把它的起源放置在地中海東岸地區最為合適。用《向東》一書裡的“夏甲”最方便解釋這個現象：就丈夫的男性家族方面他們確實與兩河流域有著更密切的關係，並且他們居住在地中海東岸地區，但是由於“夏甲”本人是埃及人這一特點，決定了夏甲所代表的這個文化兼有幾種文化的特色。但總的來看，夏更多傾向於“三代”的共同特點。

 

    腓尼基文字按照正統的說法應該成熟於大約3800年前，所以夏晚期以及半坡晚期出現腓尼基字母是可以從邏輯上解釋得通的。一種文字的產生需要一個過程，很可能需要幾百年的長期孵化，並且不同地區的人們同時加入了這一孵化過程也並非不可能​​。起碼我們從半坡和夏以及腓尼基人同時出現了一種共同的符號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甚至我們今天也可以懷疑：所謂的腓尼基字母真的是腓尼基人發明創造的嗎？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猜想其實腓尼基字母是從中國半坡或者夏文化這裡發展出來的呢？這要靠考古證據說話了，哪裡發現的最早哪裡就是真正的發源地。不過我認為腓尼基人最終將這種文字發展成熟肯定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可以疑問的僅只是這些字母到底起源於哪裡。

 

    中國區域內至今沒有發現4000年前的成熟文字體係其實說明了另外一個問題：當時的中國區域內的生產力處於一個相對落後時期，中東數個地區產生文字其實都與他們的文明程度、生產力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係。希伯萊這個民族也發展出自己民族的語言就說明他們曾經有著很強大的政治勢力，並不是今天人們看到的這樣一個“小”民族。我認為中國漢字的起源的真正成型不應該超過商朝。當然勉強也可以說從半坡時期就開始了，那些陶器上的符號都可以稱作中國漢字的起源與雛形。但也不能超過5000千年，定在4000年左右是比較合理的。

 

    中國境內真正強盛的“國家”是從山東大汶口發展起來的商朝，證據是他們發展出了完整的文字系統。文字的定型一般與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密切相關，但是語言可以在任何條件下發展。山東大汶口發現的文字符號具有鮮明的象形文字特點，並且與古埃及的文化聯繫最緊密。這一點似乎又減弱了他們來自美洲的可能。但是把山東作為一個古埃及到中國再到美洲的一個中轉站還是值得考慮的，這方面值得重新考慮的疑奠點很多。大汶口的類埃及象形文字給我們提供了殷商晚期甲骨文起源的直接暗示。

 

    實際上夏、商、週取代“堯舜文化”意味著金屬時代的到來，陶器時代被取代。生產工具的改變使整個中原地區治水的進程加快、力度增強，所以人們隨著新文明的到來，由可以避水的紅陶文化聚集的黃土高原漸進中國的東部平原地區，這由他們的海拔高度上可以看出來：黃土高原多在海拔1000米左右，而平原地區海拔多在海拔200米上下。東部大片的肥沃平原曾經是一塊燙手山芋，4000年前沒有人敢長期定居那裡；但是有了新型的治水工具，那里馬上成為一塊人人垂涎的肥肉。

 

    在甲骨文形成之前中國人由於在一個特定而相對封閉的區域內早已融合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語言，大約在5000-3500年前人們面臨的問題只是尋找何種文字把他們的語言表達出來。他們是可以隨意選用一種文字符號來表達與之毫無聯繫的語言的，也就是說儘管他們直接採用了埃及的象形文字這些人卻未必一定講埃及話。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100多年前從中國陝西逃到中亞地區的東干人，現在就使用著俄羅斯字母標註傳統的陝西方言——這種文字儘管東干人使用無礙，但是無論陝西人還是俄羅斯人都不會懂。大約3500年前在經過搖擺之後生活在中國地區的商人最終選擇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作為當時語言的表達符號，起碼在表面上看是如此。其中的彆扭是可以想像的。所以中國的甲骨文或者象形文字除了商人使用外其他地區的人也不會懂，即便是從中東來個語言學家也一定會對中國的文字束手無策。因為這根本不是他們的語言，這是一種融合了幾千年中國當地語言的一種特殊的新的組合，另外一些字母的發音也完全不同了。甲骨文沒有照搬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沒有照搬其他的中東文字。甲骨文應該說融合了至少三種以上的文字才最後達到一個初步的實用體系：兩河流域的文字（包括象形與楔型）、古埃及象形文字、腓尼基文字。要清晰地區分他們是個複雜的長期任務，只能從文化角度簡要地說明此三者與甲骨文之間的聯繫。實際上，我們可以說甲骨文本身就是對於仰韶文化與夏商周文化的融合結果。

 

    中國文明跟其他文明不同, 其他文明都是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起來, 中國卻是一開始已經很複雜(例如早在周朝就寫出了<洛書>、<河圖>、<易經>等). 專家都說甲骨文幾乎肯定不是最早期的文字, 因為太成熟了, 但更早期的中國文字卻一直找不到. 如果中國文化源頭是蘇美爾的話, 所有這些難題便都有答案了.

 

     關於中華文明起源，蘇美爾文明和中華文明的關係的另一種看法---黃種人的悠久歷史

 

    現代考古資料證明：蘇美爾人是黃種人；他們發明了人類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剛開始用圖形將豬，牛，馬，羊，莊稼等各種事物畫下來，發展到後來，圖形越來越簡單，於是就將圖形符號固定下來形成文字，用三角形尖頭的蘆葦桿刻寫在泥板上，然後曬乾，可以長期保存(這與以後由白種人腓尼基人創造的字母文字有本質的區別)；他們的語言接近於漢語；他們創造了農業，培植農作物，發明了犁與輪子；他們開挖溝渠，創造了最早的灌溉系統；

 

　　他們發明了冶煉技術，加熱礦石成為液體，煉出了青銅，用於製造工具與武器，只是受到資源與技術條件限制，一直沒有發現鐵，青銅器也不能普遍推廣，大部分農人還是使用木製農具；他們創造了最早的星像天文學，非常相信迷信占卜；他們創造了城市，建立了12個城市國家，最大的國家有5萬人；建築的特點是：城牆是土石結構，房屋是土木結構，會使用經過曬乾的泥磚(這與白種人的巨石房屋結構有很大的區別)。

 

　　這一切都與中華文明很相似：中國人使用象形文字，使用漢語言；中國的古老農業系統發達，農業工具完善；中國的水利系統開發很早(大禹治水)；中國使用青銅器歷史悠久(但是使用鐵器比較晚，到了2800年以前，秦國才開始使用一部分鐵製武器，幫助吞滅六國，這已經比當時的中東與希臘地區晚了)；中國人有古老的星象觀測傳統，特別相信迷信(周易)，中國最早的甲骨文就是對迷信占卜活動的記錄；

 

　　中國的城市建立得很早，夏朝就有大規模的城市(河南二里頭遺址)；中國人的古老建築特點也是以土木結構為主，中國人很早就會燒製磚頭，有秦磚漢瓦之說，但較少使用巨石結構，這也許與中國人使用水泥比較晚有關(最早使用水泥的是古埃及人，以後的古希臘人，古羅馬人也會使用水泥，所以他們的建築相對比中國的高大，而蘇美爾人也一直沒有發現水泥)。

 

　　但是，蘇美爾文明的壽命短暫，後來神秘消失，在5000年前左右，由於蘇美爾人內部不團結，12個城市國家互相爭霸稱雄，年年征戰不休，大大削弱了蘇美爾人的整體力量，最終被外來的閃米特人(白種人)征服，一部分被征服的蘇美爾人留下來與閃米特人建立了(阿卡德)帝國，在4000年前左右，又建立了著名的(巴比倫)王國；

 

　　另外一部分蘇美爾人悄悄的離開了兩河流域，下落不明。其後的巴比倫文明雖然繼承了一部分蘇美爾文明，但不同於蘇美爾文明，獨特的蘇美爾文明在兩河流域永久消失了。

 

　　但是不久以後，也就是在5000年前左右，中國的黃河流域，出現了古老的華夏文明，也就是今天中華文明的祖先，那麼，華夏文明會不會與那一部分神秘消失的蘇美爾人有關？也許是他們輾轉遷徙來到黃河流域，結合當地的黃種人部族，繼續創造了文明？

 

　　疑問是：蘇美爾人本身就是黃種人，為什么生活在中東的兩河流域，而不是生活在東亞地區？也許古老的黃種人曾經生活在中東地區，後來被不斷侵入的白種人干擾而遷徙到安靜優美的東亞地區黃河流域？蘇美爾人內部不團結，城市國家之間爭霸稱雄，征戰不休的現象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非常相像。

 

　　不同的意見是：蘇美爾文明與中華文明不一定有直接聯繫，因為中國的歷史文獻上沒有對蘇美爾人的記錄；中國的古老甲骨文與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雖然同為像形文字，但不能肯定甲骨文就是楔形文字的延續，現在只是證實了漢字是甲骨文的延續，但真正能讀懂大部分甲骨文的中國人也沒幾個。

 

　　只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人類最古老的文明是黃種人創造的，而且與現在的中華文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值得一提的還有，閃米特人(白種人)擊敗了蘇美爾人(黃種人)以後，在兩河流域建立了巴比倫王國，以 ​​後的入侵連續不斷：有赫梯人，亞述人，波斯人，馬其頓人，羅馬人，阿拉伯人，突厥人(都是白種人)，直到近代才穩定下來。兩河流域地處歐亞非三大洲戰略要衝，任何一個民族想在此站穩腳跟都不容易，今天的人以

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為主，但也少量混雜了以上這些民族的血統，甚至還有一點點古老黃種人----蘇美爾人的血統哩。

 

　　黃種人酷愛象形文字，今天的中國漢字還將繼續使用許多許多年，為什麼蘇美爾人離開中東地區以後，後來的白種人放棄了使用蘇美爾人的象形文字？要知道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最為古老，而古老文化的慣性與同化力是很強的，結果反而是由中東地區以後出現的白種人，古老的腓尼基人創造出字母文字，並由歐洲的白種人古希臘人不斷完善，再以後由古羅馬人加以推廣，才形成了今天的白種人國家普遍使用的拼音文字？

 

　　這就再次說明，蘇美爾人與白種人不同種，蘇美爾人不是白種人，蘇美爾人的語言和思維方式與白種人區別很大，文化相對落後的白種人無法用當時先進的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來充分錶達自己的語言，所以他們必須另外創造一種語言符號，來表達和記錄白種人自己的語言。

 

　　而中國人的甲骨文最為接近於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這不會僅僅只是一種巧合，生活在蘇美爾人身邊的白種人拒絕使用蘇美爾人的象形文字，而生活在遙遠東亞地區黃河流域的中國人卻使用與蘇美爾人相接近的象形文字，為什麼？這只能說明蘇美爾人的人種和語言與中國人的人種和語言相近甚至是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