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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5/08 09:55:05瀏覽350｜回應0｜推薦0 | |
我要為西藏問題的真相蓋座樓 3 這位mm無可避免習慣性的，用大陸的紅觀點談中共，雖然，這位mm很想儘量客觀的去看去寫。。。。 ================================================================ 6。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西藏（上貼在11頁，西藏和英國的關係）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一帖）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共產黨形成伊始，黨內接受蘇聯領導，並接受蘇聯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區域應成為自治的共和國，有權脫離。但是二戰後，中國共產黨逐漸擺脫蘇聯的控制，對民族地區的政策也轉變為中央集權制：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區域（而不是共和國）無權脫離。西藏被認為是這些民族區域之一。 1949年後期，有了聯合國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承認，新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主要目標之一。 此時，西藏問題的解決也不比清朝覆滅時更容易。西藏軍事上衰弱，內部分裂，但是從任何角度，西藏像個事實獨立的政體運作。西藏也未能獲得國際社會對其獨立聲明的支持。英國和印度（以及後來的美國）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個獨立國家，但是繼續承認法理上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對西藏當時政治狀態的疑惑，就來自這種西方的雙重標準。 西藏政府發現自己處境維艱。清朝覆滅之後，一系列幸運的事件阻止中國積極解決西藏問題；但是此時這些因素都不再存在。西藏現代化派（見本頁底註釋①）曾害怕，有一天西藏不得不用無力保衛自己的獨立地位，如今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毫不奇怪，西藏裝備不足，領導乏力；其軍隊在地域入侵時也顯得很業餘。此外，西藏在國際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為英國不再有國家利益來維護西藏的“自治”狀態。 1947年，印度獨立，倫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後者此時的外交中心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友好關係，而不是西藏。 儘管如此，西藏政府也未坐以待斃。它對共產黨在中國內戰勝利的反應是：面臨此對其獨立的共產黨威脅，呼籲美國和大英帝國給予民事和軍事援助。送給英國的信中寫道： 中國共產黨軍隊已入侵中國蘭州、青海和新疆各省；由於這些省份地處西藏邊界，我們已遞送官方文書給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先生(Mr. Mautsetung)，要求他尊重西藏的領土完整。 我們將我們政府送往中國共產黨政府領袖的信件複件附在此信之後，希望他能適時考慮此事。但是如果中國共產黨領袖對我們的信件置之不理，採取侵略性措施，向西藏派遣軍隊，西藏政府將被迫用可能的一切手段保衛自己的國家。所以，西藏政府熱切希望從貴政府得到一切可能的幫助。 敬請考慮給我們民事和軍事上大量幫助，我們不勝感激，將盡快給你們答复。 西藏外交局 拉薩 1949年11月4日 西藏政府給美國人送去了一封類似的呼籲信。 1949年12月22日，西藏外交局把以下信件送給杜魯門總統和國務卿迪恩‧艾奇遜： 西藏在過去三十年間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沒有遇到什麼麻煩，然而最近中國共產黨領袖在廣播上宣布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許多其他有關西藏的言論也完全是胡說八道。此外，中國共產黨已經佔領的新疆、西寧（青海省府）和西康等邊界省份。 在如此關鍵時刻，我們不能對此漠不關心。我們很快將派喇恰(Lachag)堪窮土登桑傑(Khen Thupten Sanghe)和四品官(Rimshi)登恰(Dingja)率領一個特別使團出訪貴國，西藏得到貴國政府的援助。 因此，如果我們的使團抵達華盛頓，希望您能夠從各方面給予可能的幫助，我們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得悉此計劃後，新的共產黨政府嚴正抗議；但是其擔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國家無意鼓勵西藏，部分原因是他們相信這會激起中國對西藏的入侵。美國政府害怕，即使書面回复都可能“被藏人認為是承認他們的獨立狀態”；於是，通過新德里的美國大使館，美國勸阻藏人不要派出這一使團。英國人做出了類似的反應。 與此同時，在中國，政府宣布年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放西藏，這可不是空談——毛澤東已開始計劃“解放”西藏的策略。毛的歷史感極佳，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國際狀態，使得其和中國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個場合，毛告誡他的將軍們，他們要耐心，西藏要慢慢來：“西藏和新疆不一樣，”他說。 “舊社會新疆有萬到萬漢人，但是在西藏一個也沒有。我們的軍隊必須在一個過去沒有漢人的地方作戰。”不僅僅沒有漢人住在哪兒，正如我們所知，西藏直接處理外國事務，簽署各種國際條約，管理進入其領土。儘管毛手握數百萬大軍，但是在寒冷的青藏高原，長期游擊戰會給人民解放軍帶來軍事難題。而且武力解放西藏會帶來嚴重的國際分歧，甚至可能引來共產黨中國的敵人如美國。因此，毛澤東相信中國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即，和西藏政府達成協議。這樣會消除西藏山脈中長期的游擊戰，也會減少潛在的國際干涉。此策略的問題在於，西藏政府不願自願放棄事實獨立，成為毛的共產黨國家的一部分。毛因而相信需要採取軍事行動，強迫西藏到談判桌前（就像年英國人那樣），但是他很清楚目標是通過協議和平解放西藏。因此年毛下令準備進攻政治西藏東部地區（以昌都為中心）。 1950年初，重慶的西南軍區受命。如果西藏政府不能很快同意和平解放，毛希望進攻盡快於年夏季發起，他擔心延遲只會給藏人更多時間來爭取國際支持。 （未完待續） 註釋①： 1913年西姆拉會議的失敗意味著西藏不得不面對未來中國可能的敵對行動。在這種威脅下，西藏的僧俗官員分為兩派：現代化牌和保守派。 現代化派：以達賴喇嘛的親信擦絨(Tsarong)為首的一些年輕西藏貴族官員，迫切要求西藏的現代化，特別是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保衛西藏利益。十三世達賴喇嘛同意了，他們很快徵集新軍，軍官和軍士被派到印度和西藏南部城市江孜(Gyantse)的英國商務辦事處培訓。同時，西藏考慮加入萬國郵政聯盟，在江孜開辦了一所英語學校，聘請英國人為校長。西藏邁開了加入現代社會的第一步。 保守派：然而，所有這些改革給上層僧俗社會帶來巨大衝擊，他們擁有西藏大多數土地，這些土地還是封建莊園，由農奴世代種植。現代化是昂貴的，上層社會的藏人發現自己要面對新的稅收來支持軍隊建設。而且，宗教領袖們認為現代化對主宰西藏的佛教是一種意識形態威脅，而他們認為這種佛教主宰是這個神權國家的獨一無二的特色。將現代化等同於西方的無神論和政教分離，保守派認為這會降低佛教的權威和重要性。他們認為，西藏數世紀來和中國共存，佛教（和格魯派）主宰西藏，並無不良後果；他們質疑，如今為什麼需要如此激進的改變西藏？因此，保守派的主要官員進行活動勸說達賴喇嘛，軍隊們威脅到佛教和他自己的權力和威信。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們的努力成功了，作為現代西藏歷史的關鍵政治決定，十三世達賴喇嘛直擊改革進程的核心，將要求現代化的軍官們全部降職，關閉了英語學校。一夜之間，西藏失去了創建現代政體的最佳機會，而現代化本可以為其獨立地位贏得國際支持，保衛其疆界。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二帖） 中國共產黨對藏區（中國控制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領袖做出宗教自由等保證，請他們勸說西藏政府開始“和平解放”的談判。西藏政府猶豫不決，錯過了中國提出的派遣談判代表道北京的最後期限，毛下令解放軍第18軍進攻昌都（地理位置見下面地圖）。 1950年10月7日，解放軍跨過金沙江前線，進攻保衛邊界的藏軍。其軍事目標不是推進到拉薩，而是羈縻並切斷昌都的一萬藏軍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線。 西藏軍隊領導組織無力。藏軍的將領由政府官員輪流擔任，無需特殊的軍事訓練；很多士兵作為烏拉役被徵，往往將全家帶到前線。藏軍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而英國人十三年前就已經告訴他們這是無用的。當解放軍進攻時，防守的藏軍分散成小部隊沿金沙江分佈。解放軍小隊迅速突破設置的防線，從後翼和側翼保衛藏軍；兩週內，解放軍俘獲了包括政府總司令在內的藏軍。通往首都的道路打開了，因為昌都和拉薩之間實際上沒有後備軍。但是，根據毛澤東的西藏策略，解放軍停止前進，再次呼籲拉薩開始談判。毛並不想簡單地政府西藏，儘管這樣做很簡單。他想和西藏領袖達賴喇嘛達成政治解決方案。他希望達賴喇嘛接受中國統治，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工作，逐漸改革西藏的封建經濟，這樣中國隊西藏的主權聲明能夠合法化。 西藏政府最害怕的事情如今變成了現實——西藏面臨軍事進攻，卻沒有明顯的手段來對付。藏軍甚至沒有一個計劃將軍隊轉入游擊戰來騷擾人民解放軍。西藏再次轉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持，向聯合國、美國、印度和英國送去了呼籲信。西藏給聯合國的呼籲信使得人們重新檢視西藏問題，特別是，西藏不是聯合國成員，它是否有資格將其問題提交聯合國。聯合國憲章第35條第2款說，“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為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時，經預先聲明就該爭端而言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平解決之義務後，得將該項爭端，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主義。” 但西藏是一個“國家”嗎？英國外交官檢視了這個問題，得出結論西藏有資格作為一個國家，可將此問題提交聯合國，但是同上面指出的一樣，英國外交官也感到處理西藏問題是印度的首要責任，英國則唯印度馬首是瞻。倫敦同時認為，聯合國不可能下令中國從印度撤回其軍隊，這種失敗只會削弱聯合國的影響。印度在此事中扮演關鍵角色，但是對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決定不讓西藏妨礙它與中國發展密切友好的關係，因而反對聯合國討論此議題。當薩爾瓦多在聯合國提出此問題時，英國和印度代表首先發言，建議不考慮西藏問題。於是，提議被中止。 西藏政府對此感到孤立無援，沮喪不堪，覺得沒有選擇，只能派談判團去北京，並於1951年春天派出代表團。就像1904年英國入侵拉薩後他們被迫做的一樣，代表團於1951年3月23日勉強地在協議上簽字。此協議被稱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 （Seventeen-Point Agreement for the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十七條協議正式結束西藏問題的爭端，為漢藏關係掀開了新的一頁。第一條明確寫道：“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 西藏承認中國的主權。與此讓步交換，中國在第3、4、7和11條中，承認維持達賴喇嘛和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不變，直到西藏人民希望改革。 第三條：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第四條：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第七條：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第十一條：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 毛感到，十七條協議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解決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將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時允許西藏保留其封建神權政府和經濟。此一妥協清晰地將西藏和其他民族區域區別開來，因為只有西藏和北京達成此書面協議，允許傳統政府繼續統治。 1951年10月末，達賴喇嘛發電報給毛澤東，正式接受協議。 1951年秋，中國軍隊和平進入拉薩。 （2月10日更新：重新上張圖（最下面那張）：17條協議簽字儀式的完整人員。1951年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簽訂《十七條協議》。 前排由右到左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維漢，代表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在簽字，後排左三到左六為阿沛‧阿旺晉美、陳雲、朱德、李濟森。 ） （1） 1950-1959 過渡期（過渡期第三帖） 簽訂十七條協議之後，毛澤東在西藏執行了一種緩和政策，這一點和西方普遍認位的強權政治不同。儘管毛的最終目標顯然是按照社會主義革命目標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尋求創建和諧的漢藏關係；緩和西藏的憂慮，讓藏族上層社會隨著時間逐漸接受重新和中國統一，同意社會變革。自稱“新中國人”。 在西藏的解放軍官兵強調他們是來幫助西藏，而不是來剝削或者欺凌西藏，他們小心謹慎的展示他們尊敬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例如，他們向拉薩地區的所有兩萬名僧尼布施。根據該原則，他們制定了嚴格的行為準則，禁止解放軍違背人民的意願行事，要求他們用舊中國的銀元支持物品或服務（而不是紙幣）。這種政策也允許舊的封建宗教制度保持不變。 1951年至1959年間，沒有貴族或寺廟財產被充公，而且封建地主被允許繼續對其世襲農夫行使司法裁判。 此一政策的中心是達賴喇嘛。毛將達賴喇嘛作為一種特別角色，通過他，西藏的封建和宗教精英（及其大眾）將逐漸接受他們在中國新的多民族共產黨國家的地位。可見，毛在此期的西藏政策是一種漸進主義。不妨發展軍事和管理機構，但是西藏的中國官員不得過早地試圖強迫其改變。 問題出在民族的藏區。 民族藏區的情況則非常不同，那兒的藏人不屬於政治西藏的一部分（也不受十七條協議約束）。四川省1955至1956年期間跟上全國，開展了“社會主義農業改造”運動，也波及藏區。 1955年末，四川省黨委書記李進泉在全省發動民主改造，包括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改造危及了藏族上層的利益，這很快導致藏人上層叛亂，難民進入政治西藏區域，來自民族藏區的叛亂者逃到安全的拉薩及其郊外。他們成為拉薩1959年起義形勢急劇惡化的一種主要因素。 50年代中期，西藏內部局勢開始惡化。西藏強硬派與民族藏區起義失敗的逃亡人員結盟，組織武裝叛亂。這種組織得到了美國的支持，1957年美國開始訓練和武裝西藏游擊隊。 1957年，為挽救其漸進策略，毛做了最後的努力：他減少了西藏的漢族幹部和軍隊人數，書面承諾達賴喇嘛，中國在未來六年內不會在政治西藏進行社會主義土地革命。毛進一步說，六年過後，如果條件仍不成熟，他將繼續延遲改革。但是，達賴喇嘛無法穩定西藏局勢；1959年3月，拉薩爆發了起義/暴亂（中國的書上說這次起義/暴亂有7000人參加，達賴說有87000人參加）。起義/暴亂很快被鎮壓，這次鎮壓行為就被達賴稱為第一次對藏人的大屠殺（genocide)。達賴喇嘛逃到印度。隨後達賴喇嘛宣布否認十七條協議，尋求西藏獨立和民族自決。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發起叛亂以及後來隨達賴14流亡到印度的藏族都是社會上層階級的貴族和大農奴主，而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奴並沒有參與這次叛亂，相反，正因為有了廣大農奴的支持，這次叛亂才能在短時間內被平息。 隨後，中國政府宣布中止十七條協議，廢除傳統西藏政府。中國政府沒收了僧俗上層貴族階層的財產，西藏數千廟宇中絕大多數被關閉，同時建立了新的共產黨政府機構。一度在中國共產黨國家之內存在的特殊的西藏神權政體走到了盡頭。 對於西藏和中國而言，1951－1959年的過渡期就這樣悲慘地結束了。西藏的權力階層既不能使中國人離開，也無法在中國內部製造一種環境實行長期自治。最終，老的社會，連同他們想保存的佛教制度等等都被毀滅。在中國一邊，意識形態狂熱過早地激發了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阻礙了贏得藏人真正成為社會主義中國一部分的任何機會。西藏問題再度成為一個國際問題。 但是，中國的一部分人認為，毛的有缺陷的緩和政策才是這一失敗的原因。整個50年代，中國共產黨黨內關於這一政策抱怨不斷，尤其是部分人認為毛對達賴喇嘛的看法有誤；他們覺得達賴喇嘛表裡不一，表面上他擁護革命，實際上尋求“分離主義”政策——即試圖把西藏分離出去，擺脫中國控制。這一派平靜地將1959年叛亂和西藏問題的重新國際化歸因於此一政策，至今，中國仍有部分人認為這是黨（以及毛澤東）的最大失敗。 1959年以後，流亡藏人和中國爭相將自己對西藏歷史和當代世界的詮釋合法化。中國人談論西藏舊封建農奴制度的極端殘酷和弊端，流亡藏人則討論許多中國人的文化和人權侵害行為，包括種族滅絕。這一“詮釋”之戰一直持續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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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