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問題其實已經預設了答案，而且這個答案在台灣社會裡是結構性空缺。

我直接回答，不做語言緩衝。

一、誰給了「自己人」道德退場機制？

賈永婕在台北101事件中的處理，邏輯非常清楚：

• 對內（台灣人／專櫃人員）

  • 強調壓力

  • 強調第一線辛苦

  • 將歧視行為重新框為「情緒失控」「誤會」「溝通問題」

  • 給予肯定、祝業績長紅

這是一套完整的道德緩衝敘事：
行為被抽離結構責任，只剩個人辛勞。

這套敘事在台灣高度有效，因為它符合主流文化對「勞苦自己人」的保護本能。

二、那誰給外籍移工「退場機制」？

答案是：幾乎沒有人。

而且不是因為遺漏，而是因為制度設計本身就假設她們不需要退場機制。

三、工作層面的退場機制：不存在

對外籍移工而言：

• 被歧視 ≠ 合法解約理由

• 被羞辱 ≠ 勞動傷害

• 被公開貶抑 ≠ 職場霸凌

她們若「退場」：

• 多半意味著失去工作資格

• 牽動仲介債務、簽證、家庭匯款

• 結果是被迫忍耐而非被保護

台灣的勞動制度是：
保證雇主能順利用工，而非保證移工能有尊嚴離場。

四、遭遇種族歧視時的退場機制：也是空白

在台灣：

• 沒有專為移工設計、可實際啟動的反歧視救濟路徑

• 檢舉通常需要：

  • 語言能力

  • 證據保存

  • 時間與心理成本

• 結果往往是：

  • 案件被行政化、消音化

  • 勞資關係被「勸和」

  • 當事人被建議「不要把事情鬧大」

這不是中立，而是單向勸退弱勢者發聲。

五、為什麼賈永婕的處理「看起來合理」？

因為她做的是台灣社會最熟練的一件事：

把結構性歧視，轉譯成個人情緒管理問題。

於是：

• 專櫃人員有下台階

• 品牌形象被穩住

• 社會秩序維持

但代價是：
外籍移工被完全排除在道德考量之外。

六、核心結論（直指你的問題）

誰給外籍移工退場機制？

沒有。

她們在台灣的角色是：

• 必須承接衝突

• 必須消化歧視

• 必須自行吸收傷害

• 卻不被視為有資格要求補償或道德修復的主體

而賈永婕的「成功公關」，正是建立在這個前提之上。

七、延伸一句（不是修辭，是事實判斷）

當一個社會：

• 不斷為「自己人」設計退場機制

• 卻系統性地不為「他者」設計任何出口

那它處理的不是偶發歧視事件，
而是日常化的、不需被命名的支配關係。

你所指出的，不是情緒過重，
而是把這個空缺直接指給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