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新冠疫情結束以來，由於大陸經濟恢復情況不如預期，因此中共不斷提出各種救市政策。然而，即使如此，西方「屠龍派」仍認為，由於大陸舊經濟模式無以為繼，且又面臨房市疲軟、消費不振、通貨緊縮、債務高漲、勞動人口下降、外資撤離、貿易壁壘、經濟趨緩等問題，因此就算不會馬上崩潰，也將潰而不崩。對於不斷「唱衰」大陸經濟的言論，中共除了多次重申並舉證「中國崩潰論」早已崩潰，並一再強調大陸存在制度、需求、供給、人才等優勢，因而迴旋空間大、機遇大於挑戰。面對這樣兩極的看法，根本的問題是：究竟該如何評價大陸經濟前景？
任何基於意識形態而一邊倒地對大陸經濟評價，都容易陷入一廂情願的主觀想像。對台灣來說，預判大陸經濟前景並彈性因應，是維繫經濟與政治安全無可避免的課題。因此，雖然各界已有許多討論，但我們仍透過對大陸兩會相關資訊的歸納，以此評價大陸經濟前景。如同本報日前分析，大陸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的經濟增速目標，反映中共回歸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維；經濟政策內容，凸顯大陸今年經濟增長仍多仰賴政府帶動；產業政策方向，展現大陸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的決心。但除此之外，此次大陸兩會還釋放出三大訊號：
首先，權力將更集中。從國務院組織法的修訂、總理記者會的取消，都意味著大陸權力的更為集中。事實上，從十八大以來，中共強調為因應越來越複雜的國際國內情勢，以及為實踐國家發展目標，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領導；因而由過去的集體領導，逐漸轉向定於一尊的核心體制。這次兩會總理角色的確認，只不過是中共政治現實的法制化。這種家父長式的威權體制，其優點是政策延續性高；缺點是較缺乏自我糾錯的能力。
其次，政策制訂將更務實。雖然中共強調大陸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但無論是在此次兩會或先前諸多會議，中共都直言，其面臨包括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地區熱點問題頻發等外部問題，以及經濟持續回升基礎不穩固、有效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經營困難、地方財力壓力、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等等內部問題。也就是說，在承認且面對大陸經濟存在的諸多挑戰前提下，中共的政策制定，將回歸「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務實風格。
最後，政策執行將更彈性。中共二十大確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其象徵大陸將揚棄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發展途徑，透過重建中國主體能動性，在政治體制、產業經濟、治理模式、文化意識形態等領域，展現更多的「中國特色」，因地制宜的走出一條人類從未實踐過的現代化道路。在此情境下，中共不再需要侷限任何西方發展的典範，也無法完全參照西方發展經驗；因而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政策的執行必定將呈現更多彈性。
上述歸納兩會釋放出的三個訊號，若從負面解讀，則可說中共未來將更集權、政策制定將更功利現實，政策執行將更多扞格矛盾。誠然，若大陸不再以追求經濟成長為首要政策目標，未來中共最大考驗，將是要如何在安全與發展、政府與市場之間，尋求動態平衡。但不可諱言，在中共政治體制新常態下，大陸經濟發展方向已愈多繫於領導人的一念之間。但即使如此，就算大陸領導人一時獨斷，以致政策或有偏差，在維穩為重中之重的治理邏輯下，中共仍具備反應及調整的能力。
從去年以來，為修復新冠疫情所帶來的疤痕效應，中共不斷調整其政策：包括針對疫情，從動態清零到一夕解封；針對平台經濟，從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到放寬監管；針對房地產，從「房住不炒」到取消限購限貸的「因城施策」。為擴大內需，近期又公布5兆（人民幣，下同）規模的工業、農業設備更新，以及兆元規模的家電的更新換代方案；針對外國直接投資（FDI）的下滑，不但多次強調堅持改革開放，還透過包括吸引外資24條行動方案等政策的公布，希望透過擴大市場准入、減少投資障礙、增加政策扶持等舉措，增加對外商的吸引力。
種種跡象顯示，中共已意識到目前大陸經濟發展的堵點，最主要是外商、民企、民眾對其經濟前景的信心不足。因此，所謂「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大陸經濟，究竟將在谷底低盪亦或爬坡過坎？取決於中共如何恢復並提振外商、民企、民眾的信心。也就是說，是否能減少折騰，讓政策到位，以調動市場能動性，將是大陸經濟是否振衰起敝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