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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留學移民苦樂 喜歡西式教育難忍孤立無援
2013/05/14 13:47:09瀏覽96|回應0|推薦0
有這樣壹群“80後”、“90後”,他們離開親朋,遠離家鄉,選擇在壹個陌生的國度重新開始。對他們來說,移民並不是壹次簡單的搬家。從重新學習壹門新的語言開始,努力融入當地的生活,再到在異國安身立命,他們的每壹步都經曆了失落與彷徨、逃避與掙紮。

喜歡這裏的教育

4年前,深圳的李文(化名)在國內念完大學,收到了加拿大約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遠赴加拿大留學 (微博) 。取得碩士學位後,李文通過“經驗類移民”,留在了加拿大。

這是個艱難的決定。

“我家在深圳,父母的工作都還不錯。在國內,有家人、有朋友,念完碩士回國工作的話,日子應該過得去。”李文坦言,“抛棄”這些,留在異鄉,需要經過激烈的心理鬥爭。

當然,對李文來說,天平另壹端的分量更重。因爲,國內的競爭太激烈,生活環境也不算太好。尤其是深圳這樣的城市,大學生每月的平均工資也就兩三千元,好壹點的五六千元,但這些都不足以跟房價相抗衡。

“如果回深圳,不靠父母,光靠自己,可能十年都賺不來首付。”李文說,在加拿大,壓力要小很多,正常的白領都能開車、買房。

對壹個在國內完成大學教育的人來說,李文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加拿大的教育。兩年間,李文感受到了注重人格塑造的教育。

“這裏的老師不是很在意學生的分數,而是關心學生對知識是不是感興趣。”李文說,老師不會用壹種方法教幾百人,非常個性化,也不會用分數衡量壹個學生。

當李文決定留在異國他鄉的時候,父親變得比以前“煽情”了。比如,他經常在視頻裏說,“女兒,爸爸愛妳,在那麽遠的地方,好好照顧自己”。

父親的溫情在網絡上,李文的真實生活卻是陌生的、枯燥的、寂寞的。壹開始,李文“跟傻子似的”,不會坐公交車、不會買票、不知道哪裏能買什麽東西。這個熟悉的過程持續了1年,“仿佛在另壹個世界重生壹樣”。

之後,李文開始每天說英語,改變生活習慣,熟悉當地文化……這些問題她在移民之前都曾想到過,但“沒有想得很透徹。”如今,李文在多倫多的壹家培訓學校做會計。雖然這裏的工作氛圍“很輕松、很平等”,但中西文化之間的思維差異,仍是擺在她面前的壹道難題。

“我這個年齡出國的人,思維方式基本定型了,很難融入西方社會。”李文原來覺得,學習成績越好,就越能得到用人單位的看重。于是,李文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都在想辦法提高考試成績。可當她找工作的時候,才發現之前的認識是壹個誤區,加拿大公司更注重能力,注重實踐經驗。

“不管怎麽樣,既然留在了這裏,就要有信心努力讓自己過得更好。”李文說。

適應不了國內的生活方式

去年,上海的張祥(化名)“獲准”在澳大利亞永久居住。回想張祥的移民經曆,動因是短暫的“失業”。

2007年,張祥從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畢業,有壹段時間,他沒有找到工作。抱著“撞大運”的心理,他參加了雅思(微博)考試,拿到了“4個6”。

這個成績讓張祥得到了悉尼大學會計學專業的錄取通知書。“選專業的時候,我還是費了壹番心思。”他說,如果走學業移民的途徑,會計專業的概率會大壹些。

不過,事與願違。2009年,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收緊,張祥在畢業時沒有如願拿到“綠卡”。“當年,澳大利亞政府要求雅思成績達到4個7以上。我考過4次,但是都沒達到要求。”

無奈之下,張祥回到上海,在壹家進出口公司工作。于是,他不斷地穿梭于各種應酬場合,“什麽事都還沒開始做,就要先疏通關系”。

那段時間,張祥每天要陪著客戶吃喝、去KTV,淩晨才能回家,但是,吃得太多、喝得太多、玩得太多,也是負擔。

“我覺得疲憊不堪”,張祥開始懷念澳洲的生活,平淡、恬靜,移民的念頭又冒了出來。可是,當張祥的太太申請到澳大利亞的永久居留權之後,張祥開始心有顧慮。他28歲了,工作有了起色,剛在國內穩定下來,現在卻要丟開這壹切,去另壹個國家重新開始,“我身邊的朋友都覺得我不應該走”。

很快,張祥就體會到了從零開始的艱辛。

有壹次,張祥很晚才從市中心坐公交車回家,卻不知道地址在哪裏。他結結巴巴地跟公車司機說了半天,也說不清楚,司機不耐煩地把他趕下了車。最後,張祥徒步走回了家。

如今,這樣“好笑”的經曆已不會發生。

張祥每周在壹家清潔公司工作4天,客戶穩定,收入也不錯。妻子在壹家賭場裏“發牌”,收入豐厚。最讓他滿意的是,飲食規律,不用被迫喝酒,“想怎麽過就怎麽過,用不著迎合別人的節奏”。

平常,他們會去健身;周末,他們會去海灘曬太陽、潛水、釣魚。雖然“可能有人會覺得沒出息”,但張祥很享受這種生活狀態,“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和家人呆在壹起”。

張祥現在已經把這裏當成了家,會用“很好笑”形容初到澳洲的經曆。

“如果回國,我反而會適應不了國內的生活方式。” 張祥說,“我畢竟有了選擇生活的機會。”

堅持就是勝利

小零(化名)在到澳大利亞後不久,就真正體會到了“孤立無援”的滋味。

2008年,15歲的小零離開福州,去澳大利亞半工半讀。開始,她住在母親的朋友家,但壹周後,母親的朋友突然要她搬走。

小零喜歡刺激,對新環境的第壹反應是驚喜,很少會猶豫、傷感。但彼時彼刻,她流淚了。“我壹個親戚和朋友都沒有,就懇求她,說可不可以再住幾周,找到房子就走。可她非讓我搬,看都不看我,非常決絕。”

沒辦法,小零只能找房子。爲了省錢,她看到有壹個65澳元住壹周的地方,立馬就搬了過去。這個房間緊湊地擺了4張床墊,連個床架都沒有,4個人滿滿當當的。

安頓下來的小零開始找“可以維持生計”的工作,半年以後,才找到了壹份直銷減肥産品的工作。

“印象比較深的是,我的壹位室友比較胖,很想減肥。我花了壹整天的時間,准備了壹套‘推銷詞’,結果出乎意料的成功,她不僅買了我的減肥産品,還成了我的‘下線’。”小零的“單子”越來越多,不到1個月,崗位就升了壹級,但這並沒有幫助她擺脫經濟上的拮據。

“這份工作短期內根本不賺錢,反而還倒貼錢。”小零說,“我媽寄給我的生活費,我都拿出來了。那段時間,沒錢吃飯是常有的事。”

無奈之下,小零只好尋求其他出路。

小零在澳大利亞的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壹家華人開的按摩店裏做按摩師。

“沒有按摩師資格證,學了幾次,就上手給客人做頸肩背的按摩。壹開始還很緊張,怕出錯,怕自己手藝不行。”小零說。

不過,雖然這個行業很規範,她也“不會跟國內的人說自己做過按摩”,免得人家浮想聯翩。

小零的很多同事都是中國人。他們大多在國內有很好的工作,都是剛移民到澳洲,壹時找不到工作,不得已只好做按摩。

壹對50多歲的北京夫妻給小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爲兒子移民了,他們就跟著兒子來了澳洲。之前,夫妻倆在壹家國企上班,都是領導,生活條件優越。來這裏,是想靠澳洲的福利過日子,但壹來沒有入籍,二來還沒到澳洲法定的退休年齡,只好“壹邊工作壹邊熬著”。

“他們很後悔。”小零說,在國內,他們可以去朋友、親戚家串門喝茶;在澳洲,他們“覺得按摩不光彩”,不願意跟國內的朋友聯系。夫妻倆又不懂英語,和當地人基本上沒有來往。

在小零身邊的移民中,這樣的人還有很多。“有壹位青島的阿姨,她在這邊做清潔工,如果有人問起,她就說自己在澳大利亞賣包子,她覺得這樣聽起來體面些。”小零說,這是思想差異,“我並不覺得做清潔是什麽丟人的事兒,相反,我很喜歡這份工作。”

“壹開始,我是在壹家清潔公司做,後來産生了壹些矛盾,就辭職了。”小零說,很多客戶打來電話,希望她還能繼續爲他們做清潔,“他們非常感激我幫他們解決了家務問題”。
( 時事評論教育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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