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之誕生在創作者身上揉合過去與未來，狄倫早期作品深受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 1912-1967）啟發。蓋瑟瑞寫〈沙塵暴記事〉（The Great Dust Storm Disaster）的背景為19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影響擴及鄉村與佃農的生計，蓋瑟瑞返回家鄉奧克拉荷馬州，加入流離的佃農，參與遷徙至加州的旅程，是民謠歌者自覺參與行動的代表。

「沒有一個民謠歌手可以橫空出世。」臨摹是變奏的起點，「民謠的臨摹與書法不同，並非字形模仿，是借既有的民謠揣摩新的形式。另一層次是對現實的臨摹，現實、創作之間的調整與修正。」1961年，狄倫發表〈Talking Bear Mountain Picnic Massacre Blues〉，寫一起意外翻船事件，採倖存者口吻。「早期狄倫揣摩這些技巧顯得生澀。」鍾永豐翻譯此時期的歌詞時，不難見到年輕的狄倫為押韻而苦思蹩腳的詞彙，為照顧韻腳而丟失意義。「這反映民謠在不同技巧與觀點間形成藝術整體，必須在來回揣摩中完成。」

至〈Man on the Street〉一曲，寫他在紐約街頭目睹流浪漢孤獨死去，野有凍死骨之嘆讓音樂藝術性提升至新層次。「他將形式和內容的贅肉剔除，趨向精練。」1963年〈Talkin’John Birch Paranoid Blues〉是他第一首談論美國當代政治的作品，如實刻畫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造成的社會全體恐共氛圍，病態的檢查機制下，狄倫曾嘲諷：「說不定我身體裡藏了一個共產黨。」

風格之誕生，不能忽略民謠以外的養分，鍾永豐舉例藍調（Blues）和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的戲劇。「它們看似不相干，實能互通。1961年的專輯有13首歌，其中6至7首歌從藍調臨摹而來，也都和死亡有關。」

〈In My Time of Dying〉是1960年代不少白人樂手臨摹的藍調，狄倫廣為人知的〈Rolling stone〉和披頭四早期歌曲都能見摹仿痕跡。當同代歌手通過炫技與沙啞的vocal、電吉他改寫藍調時，狄倫不行此道，他淬鍊藍調獨有的「冷靜的憤怒」、疏離和邊緣性，「那是一種天才的臨摹。」

正因上述歷練，狄倫成為今日成熟的民謠歌者，1963年發行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將他對世界史的理解熔於一爐，「22歲時，他已經是大師級的民謠創作者。」1996年後連續發表破紀錄、高度藝術性的作品，歷史上少有。當他面對巔峰過後的人生，即九○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仍堅定創作的精神亦令人動容。

摘自【中華民國106/10月/8日星期日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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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鍾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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