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他也意識到在未來總統任內的主要施政方向：將國土安全、反恐行動列為行政部門首要工作。正如觀察家所言，即使布希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表現未盡理想，但他後續的行動，給了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安定與方向。

在事件發生後，幾個禮拜，布希任命Tom Ridge為國土安全辦公室的負責人。在他的就職宣示典禮中，布希明白揭示，將進一切努力防止類似的攻擊行動再次發生；假使發生的話，回應機制也將有效率地運作。同時，將保衛美國國土安全，但不會因此而犧牲了民主、自由等美國立國基本價值。

這當中產生了prevention及response的兩難困境。行政官員本身充分理解到，沒辦法接受任何形式的攻擊，但滴水不漏的保護是絕對作不到的。從這些恐怖份子的行動可知，他們竭盡一切努力，試圖找出系統的防衛漏洞。

早在數年前，便有分析家針對美國的國土安全工作提出警告。在攻擊事件之三個月前，國防智庫等單位在華盛頓附近的Andrew空軍基地，針對「生化武器攻擊美國」進行演習，代號：Dark Winter。演習結果顯示，由於美國領導人及醫療體系缺乏對於生化武器攻擊的準備，因此一旦發生生化武器攻擊，將會有百萬的美國人民死亡。之後，負責演習的官員表示，你永遠不知道哪些地方作的不夠，除非經由測試。而行政部門最大危機來源在於，缺乏準備。事實上，早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前，美國國土境內或是美國駐地早已發生好幾起炸彈攻擊事件，顯示美國需要建構更明確的偵測機制，防止攻擊事件發生[1]。

隨著冷戰時期結束，部分激進團體發現，假使他們要跟軍事強國對決，最好的方式，並非是正面對決，而是對其公民進行一連串小規模、焦點攻擊，如此才能對大國造成傷害，得以強化團體本身的力量。軍事分析家將這種現象稱為「不對稱的攻擊」(asymmetric attacks)：小團體的恐怖攻擊，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

長久以來，美國對於恐怖份子始終採取強硬、不妥協的策略。但恐怖份子發現，雖然無法直接藉由挾持人質交換他所想要的利益，但卻可以藉由暴力行動，形成對他們有利的情勢。加上，科技的進步，使恐怖份子的聯絡更為隱密，並可以從網絡搜尋引擎中，找到他們所想要的資訊。加上，攻擊武器的威力更大但體積卻越小，導致既有情治偵察機制，無法事先掌握可能的恐怖攻擊行動。敵暗我明的態勢，即使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軍事武力，卻無法保證能夠免於恐怖攻擊的發生。即使99.9％的防衛機制，只要被恐怖份子找到0.1的機會，就可能造成重大的傷亡。從九一一事件即可得知，不過是19名的恐怖份子，攜帶美工刀，分別在四個機場通過金屬探測，便釀成如此巨大的傷亡事件。

政府官員必須盡一切可能防止恐怖攻擊發生，同時也必須建構機制，確保這些防衛機制發揮作用。有效的回應機制應包含下列要素：

1.                政府應針對「當公民遭遇攻擊行動時，提供必要之協助」作準備（Preparing government to assist civilians in case of attack）：這也是國土安全的第一步工作，當人民發現自己遭受攻擊而需要政府協助時，政府應具備最快速度回應人們所有需求的機制。這任務，由地方政府主導。

2.                應確保政府運作不中斷（Providing for continuity of government)：政治人物經常成為恐怖攻擊首要對象，試想假使在九一一事件中，恐怖份子成功挾持聯合航空客機墜落在國會山莊，將造成美國立法機制的癱瘓。這任務，是每一層級的政府應該盡力落實。

3.                確保軍事運作不中斷（Providing for continuity of military operations）：恐怖行動也經常試圖製造軍事控制之危機，癱瘓軍事基地或指揮系統，藉由擴大恐怖攻擊的影響範圍。而這樣的意圖，從九一一事件中，恐怖份子挾持客機墜落在五角大廈便可得知。如何確保軍事運作不中斷，則屬於軍事單位的任務。

4.                邊防及海防工作（Border and coastal defense）：美國邊界、海岸線綿延數千哩，並且多是荒蕪一片。加上，每年數百萬艘貨輪進入美國境內，在不可能一一清倉檢查情況下，使恐怖團體有可趁之機。分析家指出應藉由加強邊防管制，確保國土安全。作者認為，要做好此項工作，需要強而有力的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及其他相關機關的合作機制。

5.                國家空防的延伸（National air defense）：為防止飛彈攻擊，美國建構the North American Air Defense Command（NORAD）防衛機制。在冷戰時期，主要透過雷達檢測，偵測可能來自蘇聯的攻擊，但自從九一一事件以後，其偵察範圍擴大到美國本土境內，並以提供聯邦、地方政府必要的資訊。這項新的任務，由軍事單位負責。

美國政府也建構網站(www.ready.gov)，教導美國公民如何為可能的恐怖攻擊做好準備，並提供政府相關的資訊，以預防恐怖攻擊行動的發生。由此來看，國土安全的確立，不可能僅依賴制度設計，更需要民眾有相同的認知與能力。當危難發生之時，人民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者告訴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以及能為他們作什麼。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在第一時間，所有新聞報導均集中在探討：Why do they hate us?美國人民無法理解，為什麼恐怖份子願意犧牲生命攻擊他們不認識的人，為何有些外國人願意以金錢資助這樣的恐怖行動。雖然媒體評論員從心理及社會現象進行解釋，但美國人民仍舊希望美國政府向他們作出保證，將盡一切努力，確保這樣恐怖攻擊事件不會再次發生，就如同父母安撫睡不著的小孩一般。

這個責任便落在布希總統身上，而他的演說也讓他的民意支持度超過90％[2]。但這樣的高支持度，並沒有遏止來自於國會、行政官員、媒體記者的質疑：九一一事件如何會發生？為什麼沒有被預防？因此，便尋求制度、體制改革，試圖彌補此一漏洞，但卻也同時引發了新的爭辯。州及地方政府表示，本身的預算情形無以支應如此龐大的國土安全防衛需求，因此要求聯邦政府應給於財務上的協助。並且，也面臨到「公民權利」與「安全」的兩難困境。有效的國土安全策略，必然對公民權利及個人自由造成限制[3]。批評者質疑，如此無限上綱國土安全的重要性，對於個人基本人權將造成明顯的侵害。特別是對具有中東名字或外表的美國公民，更感受到不平等的對待。這對長久以來將人權、自由視為理所當然的美國人而言，這是第一次他們遭遇到這樣的兩難困境：願意為確保安全，而在人權、自由方面，作出多大的犧牲。並且，如何確保如此犧牲不會造成行政權獨大。

但不容置疑的是，九一一事件改變了美國人民對危機的認定，在接續幾年，猶如驚弓之鳥，擔心恐怖事件再次發生。而媒體所報導零星的疑似郵包攻擊事件，也提醒著美國人民，恐怖攻擊仍未被消除。這樣的情緒，也影響著美國人民對於政府角色和績效表現的認定。因此美國國土安全政策主要內涵，在於確保美國政府及人民得以有效因應可能的恐怖攻擊行動。美國人民也深刻體認到，九一一事件已經改變了曾有的生活模式與習慣。而國土安全議題也揭露了美國政府及社會如何對「壓力」作出回應。與其探討「生活已經有所改變」，還不如深入分析「壓力」究竟造成怎樣的改變，哪些仍舊維持既有的模式，又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