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人：陳學聖（～這是陳小聖對高雄港深入研究後所寫的學術論文喔！ ^o^）

2. 1990年代之兩岸競逐時期

中國大陸自1979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開始後[i]，展開一連串對台貿易優惠措施[ii]，自1987年台灣方面鬆綁貿易限制後[iii]，兩岸貿易很快便取得蓬勃發展[iv]，兩岸同時開放雙向貿易的制度變遷，明顯創造一段自1987年到1996年左右的榮景，其間雖然有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帶來的短期危機，與1990年代初期因通貨膨漲所帶來的經濟緊縮時期，兩岸貿易量呈直線成長的趨勢並沒有停下來。然而成長量逐漸煞車的現象非常明顯，以短中期的三年平均成長量曲線觀察兩岸貿易總額的變化時（圖4.10），從1989年開始，兩岸貿易成長的速度便持續減慢，一直持續到1999年時跌到谷底，當年的兩岸貿易總額也是十年來第一次呈現負成長，這種低迷的現象持續徘迴到2002年，直至2003年才又看到回溫的力道。

當與高雄港貨櫃裝卸成長量一併觀察時，本文第四章曾經指出，高雄港短期的每年成長量呈現一個震盪走低的格局，圖4.2可看到有三段超過三年以上的連續衰落時期，分別是1978年（64.26%）到1982年（6.16%）、1986年（30.60%）到1990年（3.31%）、1993年（17.05%）到1996年（0.20%），本文也指出，高雄港經濟表現長期走低的原因，應是來自於這三波連續下滑的快速趨勢。

進一步探究發現，第一段連續衰落時期，配合上高雄港港埠發展的歷程解釋，應該是屬於高雄港作為第二代港埠後，從青年期邁向成熟期的必然成長消退現象，尤其是其初始超過60%的超高成長率更清楚說明此點。除此之外，第二段與第三段衰退時期都應該有其他制度上的原因所致。在這兩段高雄港經濟表現減緩的同一時間，兩岸貿易總額年度變化量也有相同的情形發生，兩岸貿易成長的速度在1988-1990年與1992-1994年兩段期間也都是迅速下滑。本文雖無意探討這兩者之間的確實關聯性，也就是說明兩曲線間確實的相關係數，畢竟這個疑問必須留待更仔細的量化分析研究方能解決，但是這種特殊的同步現象，毋寧已經指出高雄港的經濟表現中確實出現了兩岸經貿的影響因素。

兩岸經貿因素進入的原因，相當程度是因為博奕規則（game rules）的改變。國內學者包宗和指出，1986年以前的兩岸關係屬於單方面的囚徒困境（the prison dilemma）賽局，因為合作取向的誘因基礎出現，1987年以後則轉變成為雙方面的囚徒賽局[v]。在新制度途徑的觀點中，賽局轉變就是制度轉變，亦即是兩岸關係帶來的侷限條件轉變，更重要則代表的是交易成本的轉變。如果從Coase的眼光看待兩岸經貿關係的演化[vi]，1979年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中共對台灣提出的三通四流[vii]，其實所建議的是兩岸市場中交易成本的降低要求，台灣方面堅持許久的三不政策[viii]，也是刻意在兩岸市場中所設下的交易障礙。於是高昂的兩岸交易成本，尤其是對違法貿易的法律制裁，大量阻斷了兩岸在1980年代的貿易往來。

不過，由於香港中轉貿易的合法存在，少量的兩岸貿易仍然透過香港摸索進行，貿易量從1984年時的每年4億2千萬美元，成長到1988年時近22億4千萬美元[ix]，這些中轉貿易的成功經驗，證明兩岸貿易所可能帶來的巨額外部利潤，因此形成台灣社會中的潛在需求。North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曾說明制度變遷就是一個制度不均衡時追求潛在獲利機會的自發交替過程，制度變遷的現象，便是在制度穩定性、環境變動性和交易成本的不確定性的變動下，人們追求利益極大化，因而造成三者間持續性衝突的結果[x]。就此以觀，兩岸制度供給不足的現實，導致兩岸貿易的潛在獲利機會無以實現，於是兩岸間的制度環境出現失衡（disequilibrium）現象。

經過大約四年左右的時滯（time-leg）過程[xi]，1988年兩岸間同步鬆綁經貿政策的作為－五月時，台灣方面修改三不政策，改為民間漸次開放與單向直接原則；七月時，中共公佈《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正式開啟兩岸貿易往來，亦即是讓兩岸制度環境重新走回到制度均衡的狀態。

當兩岸貿易開展，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開始成長，1990年代的高雄港總體表現卻明顯下滑，其貨櫃裝卸總量的年成長量開始徘徊在個位數的百分比，以中期的經濟表現觀察，較之1980年代時其三年平均年成長量接近20%的數字，1990年代時則明顯低了接近十個百分點，以上海與高雄作為兩岸港口競爭的代表時，兩港於1993年到1998年間之表現差距量呈現一個「倒U」現象，代表高雄港從1993年起加快落後上海港的速度，直到1998年才縮小回1993年時的差距水準，此期間高雄港的年成長量更在1996年時跌至谷底，僅有接近零成長的0.2%。這段前文所稱的第一段背離時期，在1995年時達到高潮，兩港年成長量的差距竟然達到60.19%之譜。

回顧此時期的兩岸經貿環境，1993年到1997年為台灣投資大陸的高峰期，依據中共官方公佈數據，五年之間，台灣企業投資大陸件數高達31,141件，實際投資金額超過175億美元，如以台灣後來補正後之數據，件數也有19,861件，實際金額也超過110億美元（計算自表3.3），兩項數字均說明當時的投資量，約佔歷來台灣對大陸投資總量的四成左右。顯示出當兩港競爭白熱化的時期，台灣資金前進大陸的速度也是處於最快的時期。

於是這段兩港表現背離的發展趨勢，證明高雄港自1970-80年代以來所投注的港埠建設、經營策略，所能為高雄港帶來的發展已經走到極限。因此，1997年4月所實施的「高雄港境外航運中心」政策，正式將高雄港的發展策略，從原本僅關注於港埠建設與資源配置的面向，提升到關注兩岸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與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的層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