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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5/14 12:16:14瀏覽96｜回應0｜推薦11 | |
戰爭結束之後，有一群人沒有死，回到了台灣。但他們也沒有真正的回來。
在東南亞戰俘營裡，有些監視員說著閩南語。對當地人來說，他們不是日本人，而是台灣人。紀錄片《由島至島》中，受訪的倖存者回憶：那些施壓、監管、甚至動手的人，說的是他們聽得懂的語言。這種語言的親近，讓迫害變得更加難以原諒。
長久以來，台灣歷史敘事把這群台籍日本兵框定為受害者：被殖民、被動員、被迫參與戰爭。他們離開家鄉，進入一個自己無法決定的體制。這些敘述都是真的。
但還有另一個事實，同樣存在。
他們不是戰略制定者，也不是律法頒布者，而是被殖民體制動員，在最前線，負責維持秩序的那一層。這種「被殖民的中間層」，一方面承受宗主國的控制與歧視，另一方面又被納入壓迫的環節裡，成為受難者可以親眼看到、親耳聽懂的暴力施行者。
於是我們面對一個困難的問題：當一個人同時是受害者，也參與了對他人的迫害，我們要如何理解他？ Hannah Arendt 的「平庸的邪惡」給了線索。 她不是說人天生殘酷，而是說普通人會在不斷的服從與適應中，一步步走向傷害他人的位置。在戰爭中，拒絕往往等於死亡，服從則被包裝成是生存的唯一出路。
這樣的現象，在台灣長期沒有被完整說出來。
戰後的政治環境讓這些經驗難以開口。說出來，可能被視為「敵軍同路人」；沉默，反而成為一種保護。在戰後語境中，被動員的台灣人常被視為曾經幫助敵國的一群人，任何牽連到日本的人事物，都可能被懷疑為不忠，甚至被當成叛國的線索。 於是，在家庭中，一些不完整、片段的記憶，只能模糊拼湊，沒有進入公共討論，更沒有被納入「戰後創傷」或「補償對象」的制度界定。
這樣的缺口，不只是歷史不完整，更是正義的缺席。
如果我們只記得自己被傷害，卻不看他人如何被我們傷害，那麼正義就停留在一半。理解這些「灰色位置」，不是要否定被殖民的苦難，而是要承認：在某些條件下，被壓迫者也可能被推向壓迫環節的基層結構裡。 真正困難的，不是把他們歸類為好或壞，而是理解這種複雜的責任分層——誰下命令，誰監管，誰現場執行，而誰只能在沉默中存活。如果我們不去理解這一點，那麼這些「灰色位置」仍會在未來，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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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國防軍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