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举蒋介石肖像游行

胡适《胡适文集》

我刚从海外回来。我在国外，眼看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到10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显明了，对强邻的态度更强硬了。11月9日美联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RoyHoward)从马尼拉发出一个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他说："对这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乐观回来，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看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浑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

那种人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早已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力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感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

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性急的青年虽然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强邻可早明白了。去年9月24日出现的所谓"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说： 要之，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伏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

我们的青年人应该仔细想想这几句话的涵义。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戕贼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

特别是在这个绥远前防已开始作战的时期！全国的人民应该明白：这回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中央的部队已到了前线，军政部次长陈诚已受命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了。这回作战的第一步计划当然包括三个子目：第一是绥北绥东的肃清，第二是察北察东的收复，第三是冀东的收复。

正在这第一子目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正在陈诚次长受命指挥的第二天，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一个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蒋院长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的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勘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变的确报之后(十二夜)，立即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议决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张学良免职严办的国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16日国府才下讨伐张学良的命令。

政府的讨伐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现在讨伐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12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16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

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出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要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在这几天之中，我见着了至少两三百个来客，有的是白发的学者，有的是青年的学生，有的是平日爱护蒋先生的，有些是时常批评他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

我看见一个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发疯；我知道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样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难之中，全国人对他表示的敬爱与关怀，那才是最真诚的表示，是利禄与威权买不来的好意。

我们在此刻所能确信的消息是端纳(Donald)先生曾飞到西安，亲见蒋先生平安无恙。我们祝他平安出险。我们深信他的平安出险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我们要谈谈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最明白的告诉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第一，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第二，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

打倒蒋介石而拥戴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第三，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得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苏俄愿意在远东得着一个有力的帮手，她决不会抛弃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同情和统一的力量而恋爱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和腐败无战斗力的张学良部队。

这三点都是最近西安事变昭告我们的铁的事实。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更觉悟了，欺骗的口号应该再哄不动有常识的人们了罢？ 《胡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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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方面的资料

本文摘自《并未远去的背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作呕，往脸上贴金）

撇开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所向。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

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

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

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

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

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

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

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92页。）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

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发出通知，称彼等应努力促进华北大同盟。彼等制造谣言，称华清池有五万人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而约四十人被蒋的卫士开枪打死，因此张学良的行动是正当的。多么肮脏的骗局。”（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页。

——韦君宜在《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话，也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次，蒋介石突然被扣。我们这些左派学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党内负责干部黄敬他们也是如此。只有蒋南翔说不要这样提，群众不会同意。

而12月14日也据说传来了中央的消息，说要公审。彭真同志赶到北平，说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传达。第二天，正式消息来了，周恩来同志飞往西安，提出和平解决的口号。

左派学生内部的争论也解决了。如果当时学生上街游行并喊杀掉蒋介石，这个弯岂不很难转？蒋南翔能提出这个意见，实在非常卓越。后来我问过他：‘你当时怎么会看那么远的？’他说：‘我也不是看得远，是那时在校车上听同学们议论纷纷，其中大部分人说，如果这下杀了蒋介石，可天下大乱了。我感到我们那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的要求，才提出来的。”（韦君宜：《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回应韦君宜》，大众文艺出版2001年3月版。）

韦君宜们虽然因为蒋南翔的冷静而没有冲上街头高喊“杀蒋”口号，但却在校园内“大喊大叫”着。不仅仅清华教授对事变持如此态度，其他大学也一样。北大教授胡适事变后立即致电张学良：“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毁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13页。）

接着，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于12月20日《大公报》津沪同载。文章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

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广大民众也惟恐事态恶化。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声通宵达旦，市民们以此表达庆贺之意。这鞭炮声令在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恍然大悟：原来他还是很有“群众基础”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直、皖、奉之间数度大战，民众对北洋已失去希望，北洋不仅无法统一中国，北洋自身更不能统一。胡适曾回忆说，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了中国“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都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