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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7/17 23:16:50瀏覽1321｜回應0｜推薦0 | |
汪敬煦： 美丽岛、台独与共产党
汪敬煦，1918年5月30日出生，浙江杭州人，叁军联大将官班毕业（1972）、实践学社联战班毕业（1955）、美国参大正规班毕业（1948）、美国陆军工校毕业（1943）、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38）。
曾任陆军工兵学校校长（1960-1964）、陆军工兵署署长（1964-1967），国安局专员（1967-1970）、国防部後勤次长室次长（1970-1971）、作战次长室次长（1971-1973）、陆军供应司令部司令（1973-1974）、宪兵司令部司令（1974-1975）、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汪敬煦口述
美丽岛事件后，我和被补的美丽岛人士有所接触【析世鉴：「被补」，原文如此，当系「被捕」之误植，下同。】，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之间的想法虽不一致，但有一点却相当雷同，那就是痛恨国民党。仔细分析他们痛恨国民党的理由，又不尽相同。有些是因坐牢的缘故；有些原是国民党干部，自认怀才不遇，而走向反对阵营，像许信良本来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中级干部，并且拿国民党中山奖学金到英国念书，回来后，当了两任省议员，又想竞选桃园县长，党中央没有同意，终致违纪竞选，遭到开除党籍处分；又如张俊宏，他晓得国民党培养他，但因某些事不如他意，他就认为国民党内部腐败。痛恨国民党的另一项因素，是许信良等人在国外念书时，正值欧美自由主义风气盛行年代，他们受到欧美政党活动型态的影响；回到国内后，一方面感于自己的遭遇，一方面觉得国民党太保守，不够开明、自由，再加上在国外念书时，与台独分子有所接触，因而使他们与国民党渐行渐远，并进而结合在一起，成立了国民政府迁台以来，第一个旗帜鲜明的反对阵营。
当时反国民党主要是一种风气问题，其次才是台独问题。据我了解，台湾光复时，就有台独活动；当时的台独活动是受两派人士的影响，一派是日本残留在台湾的一些人，如日本驻台湾总督府有一名主管情报的少佐，就领导一批人在搞台独。关于这部分的资料，王杏庆（南方朔）的「帝国主义与台独运动」一书，写得非常详细。另一派就是美国一部分的国务院官员和后来一直反对我们的Peele参议员。他们原是二次大战末期麦克阿瑟将军属下的一个战地政务小组官员，这个小组又分成好几个组，如台湾、琉球等，也就是说美军如果登陆台湾的话，台湾这组的人就要负责地方行政，因此他们专门研究台湾历史、政治、社会等问题，Peele就是该战地政务小组的一员。美军收复菲律宾后，当时有三个案：一是攻台湾，一是攻琉球，另一是攻广东。最后，决定攻打琉球，专门研究台湾这组的人等于是吃闲饭，没有用处；稍后，原子弹一投，日本无条件投降后，Peele等人始终认为台湾地位未定，美国国务院有一批官员和Peele互通声气，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这种说法，影响了台湾大学一批学者，彭明敏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
彭明敏最近在传记文学第五十九卷第一期发表一篇题为「胡适与助人之道」的文章，纪念胡适这位「亮风慈祥的长者」，尤其是他助人之道。原来彭明敏在台大担任助教时（民国四十年），得到「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奖学金，赴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进修一年；而麦大采英国制，要修得硕士，至少需要二年。因此，第二年学费和生活费就无着落了。彭明敏不得已只有向胡适之先生说明情形。胡适之先生先是去信说要试想办法，不久又在信中说，已找到一位匿名人士，愿继续资助一年，让彭明敏完成麦大学业。这件事，直到胡适之先生猝逝那晚（民国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彭明敏赶到中央研究院时，台大校长钱思亮才在当场悄悄地告诉他，曾经资助他读完麦大的匿名人士，不是别人，而是胡适之先生本人。这个时候，彭明敏才恍然大悟。这段虽然是题外话，不过我们可以由此了解胡适之先生为人之风格。
彭明敏学的是国际公法，他受美国国务院这批官员的影响，也认为台湾地位未定。他们这批人不接受波茨坦宣言和开罗会议的决议，也就是说决定台湾地位的基本法律，还差什么东西；他们就尽是扯这些法律上问题。其实（当然我也不懂）如果按照他们这种理论，那韩国也不能独立，因为韩国独立也是在波茨坦宣言和开罗会议中决定的。
搞台独当年就是这两批人。倾向日本的这一批人，如谢雪红、廖文毅等，二二八事件后，跑到香港归中共华南局联系。他们到香港后，没什么作为，谢雪红就到上海，廖文毅到东京。廖文毅到东京后，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并担任大统领。后来一方面因在日本的活动不能够很如意的发展，一方面是我政府，尤其是调查局沈之岳局长派人和他联系，在有条件的情形下，把他接回来。因为廖文毅曾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属叛国者，根据中华民国法律，凡是叛国者，所有的财产一律没收。廖文毅是云林西螺的望族，很有钱，因此当时达成的条件是：
1.把所有没收的土地房屋通通归还廖文毅；2.对廖文毅家人要妥善照顾。廖文毅回来后，政府就发表他为曾文水库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归还他的土地。
廖文毅回来后，「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随即消声匿迹；不过台独运动并没有就此终止。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个人就是史明。史明原名施朝晖，台北士林人，民国二十六年赴陕北进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大学，因他有特殊机关背景，共产党另外给他训练。所以抗战期间，他都在中国大陆；台湾光复后，共产党才派他回来。
当时中国共产党到台湾来活动的人，据我了解有四个系统：一是党的系统，他们称做「中国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蔡孝乾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我当情报局局长时，蔡孝乾在情报局当少将主任）。二是中共的情报系统，史明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三是中共的军事情报系统，有名的国防部次长吴石案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吴石长朝潜伏在国军中，直到他担任国防部次长，利用职权之便，把台湾军队的布署图、军事计画交给一位女间谍，稍后这位女间谍被捕，而爆发这个案子。四是国际共产党和日共系统，谢雪红这批人即是这个系统派来的。
史明来台湾后，以做生意为掩护，暗中发展组织；不过，并不如意，二二八事变后，离开台湾前往日本。后来在日本写了一本「台湾四百年史」，这本书成了台独的经典之作。这次国大代表选举（民国八十年），民进党有位候选人─林浊水，他在新店花园新城组织「学生读书会」，读的就是这本书。他们根据：「台湾四百年史」，主张台湾民族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他们就根据这种说法作为他们主张台湾独立的原因之一。
史明在日本发展一个组织─「独立台湾会」，除了这个组织之外，还有个外围组织叫「民族解放阵线」，这个外围组织和日共有关。史明并透过中共在海外的连系，在日本建立一个基地，开了一家餐馆。前些日子，台独联盟派人到东京去受训，每个人还带些钱回来，就是到史明的餐馆去受训的。
中共透过史明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这中间有很高的情报价值。试想中共如果要在台湾建立一个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党，来和国民党斗，谈何容易?这等于我们的情报机构或中国国民党的大陆工作会要在大陆上建立中国国民党的基地，困难得很。现在有现成的反对党，中共当然乐于资助。基本上，中共是反对台独，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最高策略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他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因此他联合美丽岛这批人是最便宜的方法。
再者，中共希望台湾的政治与社会愈混乱，民心愈浮动，对他愈有利；要达成这种有利情势，就必须要有一个反对的力量，而现成的反对力量就是美丽岛这批人士。不论这批人的历史背景如何，至少他们的活动对中共来说是最有利的，最起码比中共自己来培养反对力量好得太多；同时政治愈乱，社会愈不安，愈容易制造中共对台湾采取行动的藉口：台湾地方政府控制不了这个社会，而且有台独倾向，中共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类活动。因此无论美丽岛这批人如何变化，对中共来说都是利多弊少，所以他一定支持台独。
许信良在美国洛杉矶办美丽岛周刊的时候，资金不够，据报中共就透过史明拿二十五万美金，分两梯次拨给许信良，以维持美丽岛周刊的出版。许信良为此感激不已，加上他在英国念书时，思想上已倾向自由主义派；当时所谓自由主义，稍加分析即知是倾向激进社会主义派的思想。史明就以社会主义学者的姿态和许信良联系，并要求对美丽岛周刊编辑有发言权。此后美丽岛周刊明显地走向台独路线，所谓「台湾的社会主义革命」、「城市游击战手册」等一连串文章即在此时发表。
美丽岛周刊虽获得二十五万美金的赞助，终因主张无法被大多数人接受，无销路也无法维持下去而步上停刊的命运。
共产党在世界各地吸收了很多同路人，在此我可以举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现任立法委员卢修一。卢修一留学法国，史明在日本，一西一东，怎么会取得联系呢?这就是情报作为上的一种作法：譬如我是共产党派到法国的负责人，我吸收了一位愿意加入我们行列的人，我就把他交给日本的负责人，由日本的负责人来和他联系，给他训练，给他任务。这在情报作为上是很正常的一个作业。等到卢修一学成归国后，由于我们中国人的翰林院思想作祟，非常崇拜高学历者，一看他是法国博士，文化大学先是聘他为教授，继而担任日间部政治系及夜间部行政管理系两个系的系主任，而不管他是什么背景的人物。
卢修一回来两年都没有给史明写报告，史明于是派日籍女干部前田光枝（属民族解放阵线）于元旦前的除夕日，从日本飞来台湾，大年初一和卢修一联系后，年初二欲搭机离境前，被我方情治人员拦下，其中就有卢修一写给史明的报告，内容大概是说他回来台湾后，为什么两年没有发展组织，为什么没有写报告，一方面是因忙于工作，一方面则是台湾社会安定，民生富足，发展组织很困难等等，不过，以后要改进，要加强工作。就因为这篇报告以及史明托前田光枝转交给卢修一台独在日本活动的资料及史明的指示，卢修一被判在板桥感训所感训三年。
我举这个例子，事件本身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共产党。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党怎么可能和反对党联系?因为共产党反台独呀!不错，共产党是反台独，但是为了打击国民党，它利用反对党是最便宜又有效的做法。所以前些日子，许信良一当选民进党主席，马上就到日本去。许信良的说法是去看他父亲，我的看法不同，也许我有做情报工作的背景，我认为他是和史明联系，他要了解中共对台独究竟是什么看法。又因为他请示了史明以后，回来跟民进党干部讲，他怕他们不相信，所以马上又派张俊宏去。张俊宏一定要去，什么道理呢?因为他至少可以给许信良做个见证。再说大家都晓得许信良过去拿过史明的钱，在美国办杂志，因为有这项前科，要转达答史明的话，人家就不太相信，所以他必须请张俊宏去日本，替他做个见证。
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史明独立台湾会的创办人史明
史明这个人不简单，他擅长组织工作，有整套的周详计画。我觉得今后台湾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台湾的基本态度，也因此，我很想知道史明跟许信良、张俊宏说了些什么？
中共对台独下了很多工夫，台独联盟和台湾同乡会每年夏天、冬天在美国各地举办夏令营、冬令营，目的是怕下一代的子女受美国教育长大，把台湾的印象都给忘掉了。讲授的内容就是台湾的历史、政治、社会，并灌输台独的观念。对这类活动，中共驻美大使馆都派人参加，必要时还出资赞助。大致说来，美东的活动在费城举行，由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派人参加；美西的活动则在西部举行，由中共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派人参加。中共也经常藉著各项名义举行电影晚会，放电影给旅居美国的台湾同胞观赏。
再说一个小故事，宜兰选出的国大代表郭雨新客居华盛顿时，政府很希望他回来，就请沈君山和纪政两人去看他，约好时间、地点后，郭雨新又通知中共大使馆，中共也派两人同时去。中共是经常和他连系，他之所以没到大陆去，是由于他要一个部长级职务，中共没有答应他，只允许给他像政协委员这类的职务，所以到大陆的事就此搁下来。当天他故意把中共人员拉了去，意思就是说：你国民党要拉我，共产党也要拉我呀!且我去大陆至少有个部长级的职务可以做! 结果当天没有谈什么。（中共人员在那儿，我们的人员也在那儿，怎么谈法呢?）第二年，郭雨新就病逝异乡。
从这个例子来看，中共对旅居海外的台湾异议人士都想加以网罗。又如现任中共对台办的蔡子民处长，是在二二八事件后逃出去的，后来被中共拉拢，由于他日文不错，中共派他到驻日大使馆服务，专门做台湾旅日人士的工作。
至于说中共对台动武一事，我的看法是这样：世界各国，除了美国和奥地利之外，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时，均载明四项条件：1.北平是唯一的合法政府，2.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3.互不干涉内政，4.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中共握有前三项有利的筹码，将来他如果对台动武，他对外宣称这是我们内政问题。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不能表示任何意见，因为当初关系正常化时，双方已同意互不干涉内政，为什么现在干涉我们的内政?为了处理台湾问题，中共事先布署的棋子已相当明显。
对于台湾问题，美国耍了一些滑头。美国受国务院一批官员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影响；再加上中共说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台湾当局也说大陆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在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时，不说同意或不同意，而用Acknowledge这个字，意思是美国知道了双方的说法，我们没意见。可见美国已经把自己的关系空出来了。
在国际公法上有几种战争是被允许的，一是敉平内乱，另一是惩罚性战争，像这次波斯湾战争，就是明显的惩罚性战争，因为伊拉克侵略了科威特，所以联合国对它发动一种惩罚性的战争。中共对这些观念不但不糊涂，而且还运用得相当高明。举个例来说：中共和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邓小平趁访美之便，于记者会上说，越南现在的态度愈来愈傲慢，我们要给他一个惩罚。等邓小平回到北平后，第十天左右，中共就发动对越南的战争。稍有军事基础的人都晓得，准备那么大规模的战争，至少不会少于十个月，因为必须以这么长的时间，才能把部队及各项装备集中妥当，要不然怎么能够打仗?所以中共老早就准备好了。邓小平只不过是宣布这件事而已，他的目的不仅逃避国际间指责中共侵略邻邦，反而振振有词的说中共不是侵略，而是发动自卫还击的惩罚性战争。
我们翻阅英文资料可知，清末的八国联军，西方人相当可恶，他们也称这是惩罚性战争。
中共可以对台动武，可是他不打。因为军事作战中有一种行动叫示威行动（Demonstration)，中共只要宣布台湾海峡是作战地区，任何飞机、船只进入这个地区，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的船只、飞机都不肯来了。再者，中共的战斗机从起飞到飞抵台湾上空只要六分钟，我们的规定是超过中线才拉警报，他只要稍微飞出一点点，我们拉不拉警报?如果拉警报，大家躲警报。中共搞个几次，我们经贸活动无法进行，有钱人纷纷往外跑。那时候中共和我们谈条件，我们跟他谈还是不谈?接受他的条件还是不接受?如果我们说这种条件不能接受，但民众却说可以接受，又该如何？因为民众不希望他们的房子被炸，辛苦赚来的钱化为乌有，他们有保全家当的心理。也许我们跟他说，不要想这些啦，共产党一来，这些东西都成为共产党的啦!中共却说台湾的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不干扰，我只要取得台湾的宗主权、警察权、指挥军队权，此时不论国民党或反对党肯不肯接受，但老百姓说可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要怎么样让中共没有机会可乘，也就是说不能给中共看到我们的政治混乱、社会不安、人心浮动。我们应该确确实实的从事自己的工作。我们现在外汇、黄金及外国债券共有八百多亿，但我们检讨一下我们的国民教育、社会伦理道德却问题丛生；我们连最大的一条淡水河整治问题，到现在都搞不好；垃圾问题也处理不了；自来水不能生饮；这些都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说实在的，我们离现代化国家还有好大一段距离，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不是天天吵来吵去，就能解决问题的。可惜的是我们好像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吵架上，真正的问题反而没人管，就算有人管也因声音太小，而起不了作用。
台独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中共、美国、日本，以及国内各式各样、各种不同程度的台独主张，再加上宗教问题─长老教会，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统一或独立政策而已，它远比统独复杂得多。
前面一节已经提过，长老教会近十几年来始终在高俊明的掌握中，高俊明是什么出身呢? 可以这么说，他家到他本人已是第三代的长老教会传教士，他是玉山基督学院的院长，玉山基督学院则是当初长老教会为了训练在山地传教的传教士而设立的。
我们到东部山地走一趟，可以明显的发现一件有趣又很严肃的事实，那就是每个村庄都有几所教堂，而没有庙宇。可见教会在东部山地的势力有多大。教会中又分几个派系，有真耶苏教、路德会、卫斯理会等，而长老教会是其中历史最悠久、势力最庞大者。我说一句话，可能太偏激了点，我认为长老教会想把台湾在文字上拉丁化。这是很严重的一项问题，越南即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越南最初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一般都用中文，后来法国传教士到越南，就把中文拉丁化，一律采用罗马拼音。我在越南时，有次到越南人家中做客，看到一幅对联，我一看以为是中文，结果是罗马拼音，写成图型像中国字。越南人自己讲话，同音字很多，拼出来都一样，所以必须拿第二句话或其他的字来衬这个字，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字也有这个毛病，如市场的市，是的的是，博士的士，学识的识，都是同音。罗马拼音，如果只说一个字，别人不知你在说什么。越南就面临这种问题，所以越南重要的碑记都用中文。举个例说明，越战时，有个村庄的天主教堂被打坏了，美军出材料，韩国的工兵施工，替越南人重建天主教堂，有个碑记百分之百是中文，什么道理呢?如果用韩文，越南人不认识；如果用越南的拼音字，韩国人不认识，且不明确，所以一律用中文书写。
长老教会出版一本给山地人看的圣经，是中文的圣经，却用罗马拼音，因为大部分的山地人都不懂中文。这本圣经在东部山地相当流行。长老教会在本省基层的活动，决不简单。
长老教会参加设在美国纽约的长老教会总会，这个总会则加入世界教会总协（简称W.C.C．）。W.C.C．是世界上第一个接受共产国家，包括苏联及其附庸国加入为会员的教会，而且接受他们的经费支援，可是他们却自认为是教会中倾向自由派者。
政府不允许长老教会出国参加W.C.C．的各种集会和训练，因为W.C.C．与共产国家有关系，他们多次的开会训练都选在印度，印度就是自称社会主义偏左的国家。再者台南基督学院院长虽由我方人士担任，但真正负责校务的教务长是美国长老教会派来的，且经费、教员多由美国方面供应；因此毕业的学生多受美国长老教会的影响。他们都很坚持加入W.C.C．，我们没有权利不准他们参加，可是不宜将政治渗入宗教活动。为了这件事，长老教会和政府的关系弄得相当不愉快，甚至可说已到紧张阶段。
类似国际间宗教问题的处理，凭良心说，当时我们处理得不够好。不承认长老教会学校的学籍，这些学生毕业后到外国（主要是美国）读书的学籍，回来后就被承认，目前反对党激进派的领导分子不少是长老教会出身。
实际上，长老教会在台湾是走所谓的乡土路线，因此与美丽岛人士一拍即合，走乡土路线自然倾向台独。总之，长老教会的地方分裂主义非常强烈，可以说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长老教会的问题不彻底解决的话，恐怕将来在台湾的政治上永远是一项问题。（内容完）
以上《美丽岛、台独与共产党》，是以中华民国八十二年初版之《汪敬煦先生访谈录》（新店： 国史馆）同名一节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汪敬煦先生，民国七年（西元1918年）生，原籍浙江杭州，生长于北京。1937年入南开大学，适抗战军兴，旋投笔从戎，入陆军官校十四期工兵科。
历任中华民国政府军排、连、营、团长、师长，武官、工兵学校校长、工兵署长、国家安全局驻外代表、国防部后勤参谋次长、作战参谋次长、陆军供应司令、宪兵司令、情报局长、台湾警备总司令、国家安全局长、总统府参军长等职。
谢雪红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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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政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