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中國在踐行儒家的“三民”主義         2021-02-13 19:34

（本文首發於《多維CN》66期名家欄目，作者齊義虎系中國西南科技大學政治學院教師）

民本=天有+君治+民享

如果我們用公式來簡單概括民主與民本的話，民主=民有+民治+民享，民本=天有+君治+民享。有即所有權，治即使用權，享即受益權。按照現代的產權理論，誰所有、誰使用、誰受益，故所有權、使用權、受益權必然是統一的，其在政治主權上的反映便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位一體，這可以稱之為西方的“三民”主義。相比之下，儒家的政治邏輯不談主權歸屬於誰的所有權問題，而是直接訴諸天下為公的政治原則。

首先，所謂天有也就是公有，主權不落實在任何個人或群體的身上，而是高懸於天，為過去世、現在世和未來世的天下人所共有之。主權在天而非主權在人，決定了任何的人間統治者擁有的只是代天牧民的治權，而不是至高無上的主權。老天爺好比董事長，皇帝只是CEO，所謂天命就是董事長對CEO的任命。CEO幹得好自然可以續命，幹不好則可以撤職換人，這就是中國傳統的革命思想。所謂革命也就是變革天命，重新任命一個掌握治權的代理人。

故中國的皇帝只是奉天承運來暫時治理國家，並沒有什麼君權神授之說。君權神授是上帝將主權永久地讓渡給君主，是所有權的轉移。中國的皇帝從老天爺那裡得到的只是委託代理權，而不是所有權。相比西方的君權神授，中國可稱之為君職天命，這是中西方君主制在權力屬性上的根本分歧。

反觀近代的主權在民說，相對於西方歷史上的君權神授說固然具有偉大的進步性，但這種人民主權說到底還只是建立在權利私有制基礎上的“共有制”，即在世者的共同所有，而無法上升到容納過去世和未來世的“公有制”。天賦人權導致的結果就是個人權利的私有制，社會契約論只是對私有權利的股份化整合。故現代的民主理論只涉及到了空間上的大眾共和，卻忽略了時間上的代際共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理論缺憾。在這一點上，天有比民有的立論層次要更高，這樣才能為天下為公的政治體系奠基。

其次，所謂的君治不是君主個人的專制獨裁，而是君子群體的協作共治。這裡的君指的是君子這一群體，而不是君主個人，是複數格式而不是單數格式。西方的政體分類依據統治人數的多少劃分為一人統治之君主制、少數人統治之貴族制和多數人統治之民主制，此為三種正態政體。與之相應還存在三種變態政體，即一人統治之僭主制、少數人統治之寡頭制和多數人統治之暴民制。正態和變態政體加在一起一共有六種之多，可謂豐富多彩。

於是有人又會自卑地反問，中國為何沒有產生這麼精緻的政體分類理論呢？是不是我們的政治文明理論粗糙落後的結果呀？實際上又是盲目自卑了。任何理論都是來自於歷史實踐，中國之所以沒有產生西方這種複雜的政體分類理論，那是因為我們在實踐上根本不需要。

西方的政體分類學說是在古希臘城邦國家的規模基礎上產生的，一個小城邦不過幾萬公民，當然可以實行一人統治或多數人統治。但中國早在夏商周的三代時期就已經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了，國土覆蓋黃河中下游地區，有幾十萬平方公里；人口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之多。試問，如此超大規模的國家，可能靠一人統治嗎？可能實行多數人統治嗎？答案就是都不可能。所以中國的國家規模已經決定了我們只能實行少數人的統治，問題就在於如何遴選統治者。

我們根本不需要西方那樣的政體分類理論，只需要沿著少數人統治的賢能政治模式繼續思考下去就行了。這就是國情不一樣的產物，跟政治文明的高低優劣無關。就像大公司與小公司的管理模式不可能一樣，超大規模的華夏國家與西方那種超小規模的城邦國家在國家治理的模式上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本就不可進行比較。如果非要比較的話，那也肯定是大國比小國的治理模式更為先進複雜。

現代西方政治有一個深藏的邏輯悖論，一方面致力於追求政治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一方面又不相信人性中的大公無私精神。於是只能在性惡論和私有制這兩副鐐銬之下左支右絀，在權力制衡的精巧設計中追求一個最不壞的結果。權力制衡的結構安排固然重要，但培養掌握權力的大人君子更為重要。儒家政治學說多談誠意修身之道，反被汙為尚人治不尚法治，豈不是冤枉？對於一個好的政治而言，制度與人事缺一不可。

最後，所謂的民享即人民是政治的最終受益者。民本與民主在民享這一點上有其共性，但也有不同。現代國家好比一個公司，每個公民都是這個公司的股東，所謂的主權在民也就是股權在民。全體股民選舉產生的董事會相當於議會，作為法人代表的董事長相當於國家元首，職業CEO相當於內閣總理，國家福利相當於股民分紅。所以民主制下的民享主要側重於物質上的享受，如從搖籃到墳墓的國家福利等等。

儒家公天下政治邏輯下的國家不是產權明晰的公司，更像一所國有公立的學校。這所學校在所有權上既不屬於校長，也不屬於教師，更不屬於學生，而是超脫於三者之上的公有。就其治理結構而言，校長相當於國家元首，教師相當於即各級官員，學生相當於普通百姓。學校的所有權是公有的，治理權屬于校長和教師，但這都不妨礙學校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學生、一切為了學生。民本制下的民享包括了生命保障、身體滿足和心靈安頓三個方面，即保民、養民與教民，可以稱作是儒家版本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保民-養民-教民

提起三民主義，估計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孫氏的三民主義主要是來自於對中西方思想的相容並蓄，但以現代西方思想為主。其民族主義對內主張驅除韃虜，推翻滿清的異族統治；對外主張反對帝國主義，維護國家民族的獨立尊嚴；另外在文化上還要賡續道統，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的華夏文明。其民權主義主張權能分立，五權憲政。其民生主義主張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除此之外，前文提到的“民有—民治—民享”也可以算作西方的三民主義，即所有權、使用權和受益權的三位一體。

相比前面這兩種三民主義，儒家也有一套植根于本土文化傳統的三民主義，那就是以民本為指向的“保民—養民—教民”學說。所謂保民就是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使之有免于恐懼之自由；所謂養民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使之有免于貧困之自由；所謂教民就是提升人民的道德精神，使之有免于愚昧之自由。用孔子的話說，保民即“庶之”，使人口繁庶；養民即“富之”，使衣食無憂；教民即“教之”，使富而好禮。此三者可謂之孔子的國家治理三步走戰略。孟子生逢戰國之亂世，故著重強調“保民而王”，僅是就第一步而言的。實際上保民只是儒家的最低綱領，養民教民、教養兼備才是儒家的最高綱領。

儒家的三民主義上與三才之道相應，下與人民的三種需求相關。所謂三才乃是天有其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謂相參。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時運化，生生不息；大地有厚載之恩，地材蕃育，滋養眾生；君師有化育之功，人治和順，澤潤百姓。故天道在於保民，地道在於養民，人道在於教民。天地人三才之道共同指向的便是以民為本。從人民之需求來看，第一是活下來，第二是活得富足，第三是活得有意義。保民使之活下來，養民使之活得富足，教民使之活得有意義。

具體而言，保民需要外禦敵宼、內平治安、司法審判、維護正義，使得人民免受國內外的暴力威脅。養民需要解決人民生老病死之事，使男有分、女有歸，各司其職、安居樂業。教民需要宣揚仁義禮智、孝悌敦信等德性，使人民明禮知恥、反身而誠、文質彬彬、其樂融融。保民、養民、教化反映了人民需求的三個層次，即安全、財富、道德；同時也是政治舉措的三個步驟，即庶之、富之、教之。不僅孔子的時代需要如此這般地依次施政，今天的政治依舊不得不如此按部就班才行，這才是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

證之以國史，可謂班班可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三十年，其主要任務是獨立建國、肅清內外敵人，給人民營造一個內外和平安全的生存環境，毛澤東時代基本上完成了“庶之”的任務，於是全國人口翻番，由5億增長到10億。第二個三十年，其主要任務是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讓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得到極大的改善和提升，鄧小平時代（包括江澤民和胡錦濤當政時期）基本上完成了“富之”的任務，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第三個三十年，其主要任務是民族復興、五位一體之全面發展，讓人民重新找回泱泱大國的文化自信，習近平時代正在為此而努力奮進。

可以說，雖然我們在意識形態上沿用的還是來自于西方的民主話語，但我們在政治實踐中落實的卻是儒家三民主義的民本戰略。正是由於名與實的不相副，讓我們在解釋中國的成功之道時常常面臨話語體系上的錯位與矛盾。要想真正地建立起四個自信，那就要先從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轉換開始：以中國解釋中國，而不再是以西方解釋中國。儒家的三民主義學說比之西方的民主理論對中國的政治實踐無疑更具有解釋力和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