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得廣廈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皆歡顏

我了解那是不可能。

但是不可能不見得只是客觀的層面，主觀的意念其實也是原因。

假設客觀上有可能，那麼你問，願否？

我會不會由衷的說：我願意！

我不知道！

或許有時候願意，有時候不願意。

如果轉換另一種形態，而那剛好是我的職責所在，這時候你再問：願否！

或許那不是我是否願意，而是我的意念如何。

現在，我面對的就是這個問題！

我從人權轉換到勞工的工作。作的其實都是人道的關懷。但是我並不清楚的新領域。

只是很粗淺的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希望能夠保護到勞工朋友最基本的生命，希望讓每位願意工作的人都有一份工作可做。

前面的希望是比較消極的，追求的是零工安的願景，雖然我知道零工安是不可能的。但是查看台北市在二００六年所發生的二十六起工殤事故，我發現絕大多數都是意外墜落或觸電死亡，其實這些事故，只要工地管理人願意花個幾分鐘在勞工進入工作場所前，先作危害告知，這些意外，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而這種危害告知，本來就是工地負責人的協力責任，工作場所的安全措施，也是業者應該完成的法定義務，不要說歐美已經作了幾十年，就算是台灣的勞工安全衛生法，幾十年來，未嘗不是如此規定的。

因此，在2006年12月25日就職後，勞工局全體總動員，很快的把自主管理、加強勞檢的方案擬就，經市政會議後，在2007年元月5日正式實施。

實施前，為了避免中央政策與地方執行不一致，我特別率隊拜會行政院勞委會李應元主委，李主委也率相關單位主管「嚴陣以待」，雙方在和諧的氛圍當中正式取得共識。

台北市這個台灣的首善之都，有責任在工安防治這一塊，做為台灣的火車頭，所謂一馬當先，也必須萬馬齊喑，事情才有可能做得好。

在我的規劃中，最艱鉅的是失業與就業這一塊。

我知道勞工局沒辦法創造工作機會，只能媒合工作機會。但誠實面對自己：其實民眾對政府的就業服務是沒有多大信心的，勞工局恐怕與廣大的勞工羣眾也有非常大的距離，有很濃厚的疏離感，但是我想，其實是有可能規劃出一個妥適的方案，讓想要就業的人都有可依的。

我們都了解失業的人多麼的痛苦，當求職函寄出後，如果石沈大海，那種失落感，連自己的自信心，都會一併崩潰；如果說在等待的期間中，接到勞工局的關懷，有如寒冬中曬到太陽，會有一股溫暖的感覺，如果他得到了工作機會，那種喜悅，應該是可以想像的。

能不能易位而處，能不能將心比心？

我的想法是，只要居住（以設籍作認定的標準）達一定期間以上，曾向政府的就業機構申請輔導就業，我們就必須做就業諮商或職業訓練，結束之後，達一定期間，只要他們仍然失業，這筆帳應該都要算在政府的頭上，政府即使無法幫助他們，至少也可以用以工代賑的方式，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

那些所得，對一些人可能杯水車薪，但是對他們其中的大多數人，可能是維持他們家計，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初步的對象是最需要的中低收入戶約2,400人，我們運用資源高達四億餘元，從以工代賑，就業諮商或職業訓練到就業輔導或轉介，作全人化的服務。

2006年元月四日晚上，我從勞檢所回局本部的路上，張主任秘書跟我說：他在勞工局服務十九年，勞工局從來沒有在市政會議中，連續提出工作方案。我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劉秘書還在辦公室裡工作，劉秘書也向我說：跟你工作實在很辛苦。

但是我看他，滿臉喜悅，似乎也沈浸在成就他人的情緒當中。

有機會做事，其實是很幸福的，但是偏偏有些刻板印象，往往像揮之不去的夢魘。

譬如說，我想勞工生活不應該是苦悶的，未來的五一勞動節的慶祝不應該是以官僚體系為主的系列活動，也不只是讓勞工朋友唱歌跳舞而已，更積極的是應該以勞工為主體來慶賀。我的想法是鼓勵勞工朋友辦個勞動金像獎，就他們自己的工作情境充分來表現自己，即使是揶揄他們的上司或主管、同事，就像是搞笑或發洩，都可以用拍攝短片的方式，來個創意大賞。這些短片可以在勞工電影院，或者是小巨蛋的電視牆，或者是電視台的新聞頻道，或選擇性的或做個集錦播送，更深刻的是用文字記錄勞工朋友用血淚鋪串而成的生命史，讓社會真正看到以勞工自己作為主角的演出。

最後為了與所有的勞工朋友分享，勞工局也會運用由勞工大廚領銜的第一屆台北廚王爭霸戰來與所有勞工朋友「大家賺吃」。

前面這些事可能只要有心，做起來並不難，我覺得最難的，反倒是勞資向來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針對外勞與本國的弱勢族群，如何打造一個和諧的勞資關係、友善的東方之都，最後由郝龍斌市長帶頭歡迎多元的勞動文化與人物在這裡打拼，那才是我在勞工單位應該面對的挑戰與回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