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高分檢公訴檢察官蔡國禎蒞庭論告時，坦言，當年，雄檢面對高捷案很多都是「選擇性辦案」。

我認識他三十年，深知他為人正直；我在高雄多年，也深知雄檢這些年如何辦案的。

我忘記了是誰說的──

國家之隆替，視司法之昌微

奸佞之乘權，因司法之衰靡

南北兩地，或許一在首都，一在邊陲；首都輿情纖細備至，是非自有公論。

邊陲，鞭長莫及，坐地可以為王，一旦得勢，鮮不濫權，每至黑白顛倒，公義蕩然。

或許，此亦人性之常，尤其在權力足以扭曲人性的情境，又乏人文薰陶時，每不自知。

哈佛大學法學院有刻文為「Veritas」之銘戒。

Veritas，希臘文，真理之意。

我常想，如同真理為建立思想體系之重要課題；公義實亦係司法體系最重要的課題。

但是，如果法律是為正義而設，那麼這幾年人們會疑惑──

正義在那裡？

法律又在那裡？

就像聖．奧古斯汀（St．Augustine,354-430）沈痛的那聲嘆息：

不公不義的司法，與強盜窩裡的強盜，有何不同？何況，強盜即使在分配贓物也要講究公平。 

但是，人生無常，世事每難預料。

令人不勝唏噓的是──這幾年，一個最需要正義感的體系，卻充斥著缺乏正義感的人們，尤其是那些當家的。

就像托爾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筆下那個「成功」的檢察長，伊凡．伊列區，聰明伶俐，直到死前，從未關心過別人，只關心自己的陞遷與富貴，所有的人對他而言，只是工作的對象，像物，一樣的處理掉，更別說把是非公道或人民的苦痛放在心裡……。

然而，當他躊躇滿志的時候，故事急轉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