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蘇童，一九六三年初生，原名童貫中。生於蘇州，幼年時光都在城北老街道上渡過，後來蘇童許多小說都依據那時期而創作。一九八三年發表作品，大學畢業後兩年入《鐘山》任文學編輯。

一九八七年，成名作《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與余華、格非被人評論為「先鋒派」小說家。但引起廣大讀者注視的，卻是蘇童寫實風格的女性系列小說。

        張藝謀根據《妻妾成群》改編而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獲奧斯卡外語提名獎，《紅粉》及長篇小說《我的帝王生涯》也深受其它導演青睞。

主要作品：長篇小說《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代》、《碎瓦》

          小說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刺青時代》、《婦女樂園》、《妻妾成群》、《紅粉》、《傷心的舞蹈》、《祭奠紅馬》。以《妻妾成群》獲《小說月報》一九九一年第四屆百花獎。

（內容提要）

        頌蓮十九歲父親破產自殺，她在做工與嫁人之間選擇，選擇嫁到有錢人家做小，但不如預期中來得輕鬆。四房太太之間的鉤心鬥角、爭寵，讓頌蓮疲於應付。大太太毓如作威作福；二太太卓雲表面同她親近，私下和丫環雁兒一起做小布人，胸口還扎滿著細針詛咒她；三太太梅珊美艷潑辣，經常和一個醫生暗中幽會，頌蓮想在陳家保持個性和尊嚴，於是被陳家老爺陳佐千逐漸冷落。

        陳家後花園有一口廢井，頌蓮很喜歡在井邊坐。有一次忽然想起井裡死過兩個自殺的女眷，突然感到很恐怖想逃走，但身體反而好像牢牢吸附在井台上，一句模糊的聲音切入耳膜：頌蓮，你下來！你下來！

       頌蓮偶然發現雁兒將畫有她畫像的草紙，扔在馬桶裡漚著。這是雁兒第二次對頌蓮進行暗中詛咒，按耐不住怒火的頌蓮，逼著雁兒，將髒紙吞下，導致雁兒一病不起的死在醫院。這件事使得頌蓮在精神上揹負著重枷，更使得她在陳家上下徹底被冷落。

        二太太卓雲和三太太梅珊是死對頭，早在梅珊懷孕時，卓雲偷偷下了打胎藥，而梅珊則暗中唆使他人打傷卓雲的女兒憶容。卓雲終於逮到梅珊和醫生幽會的機會，梅珊被當場抓姦後，被關進北廂房。自此，頌蓮一直密切注意梅珊的命運，凌晨時分，窗外一陣雜遝的腳步聲，驚醒後的頌蓮看到一群人將梅珊丟入井中。

        第二年春天，陳佐千又娶了第五房太太文竹。文竹初進陳府常看見一個人在紫藤架下枯坐。別人告訴她，那就是瘋了的四太太頌蓮，頌蓮有時就繞著井邊一圈又一圈的轉著，對著井中說：「我不跳，我不跳。」

一、何謂民族形式

中國近代文學史提到「左聯時期」文藝大眾化的運動，因抗戰型式所產生的一種新發展，著重在新文學與中國傳統民族的特點結合，使民眾更容易接受文學的通俗與其中喻涵的思想。而這一連串的作為引發諸多創作者對於「舊瓶裝新酒」的探討，認為盲目的以舊型式反而造成新文化的落後，有「開倒車」之比喻。從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不斷的有大量文藝學者提出見解，一九四年○初，毛澤東先生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中國文化》上發表，提出「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形式，新民主主義內容－就是今天吸收的新文化。」

一九四一年初，圍繞著戲劇的民族形式問題，一度又有熱烈的討論，郭沫若、茅盾…等人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戲劇的民族形式問題》一書彙編當時討論中主要文章。此後，決大數的創作者走入群眾，內容傾向為一般人民「喜聞樂見」的主題，卻易於忽略中國型式的作風與氣派。[1]

二、透過戲劇所傳達文本的民族形式手法

        以「燈」象徵著陳家女人的得寵與冷落。一盞紅燈，照出了陳家女人間的爾虞我詐。在燈籠紅艷的光芒裡看盡封建制度下，女性在婚姻裡的一文不值，在男人所設置的框框裡，侷限了她們的一生。戲劇之中，以燈籠的象徵串起一連串女人的心境，而燈籠在中國傳統的民族形式中，是喜氣的象徵。這樣的象徵，隱藏多少人性的無知與險惡。即使，以頌蓮這等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子，都無法脫離「一盞紅燈」所安排的命運，更遑論其它人等，如何明白，燈籠之中微弱的燭火，不過只是困囿在一方之內光明的假象。看似走向光明，不過是走入另一場黑暗之中的爾虞我詐。夜的籠罩襯托燈籠隱約殘餘的光點，女人的一生轉眼由燭光暗淡之中盡褪，求得的又是什麼？陳家的妻妾說盡中國傳統封建制度中，女人身陷在一片紅燈之下的束縛，張燈結綵的熱鬧，對女性而言不僅僅是一場荒謬的鬧劇，更表現有史以來，女性在婚姻之中種種不平等的束縛。

除此之外，梅珊的叛逆不論是否合於禮教，在陳家沉悶晦暗的宅子裡，燃起微弱的人性之光續延著自己的夢。當她一個人在庭院唱著京劇，舞著水袖，幽幽的歌唱，『細思量啊，真是個紅顏薄命，可憐我數年來含羞忍淚，枉落個娼妓之名…』唱出自己無奈的一生，這也是中國民族形式的表演融合與現代的最好舉證。即使在偷情之後，魂斷古井之前，依舊唱著『嘆紅顏薄命前生就，美滿姻緣付東流，薄倖冤家音信無有，啼花泣月在暗裡添愁』。望穿秋水的悲，一朝得寵和失寵之後的兩面下場，女人的價值如塵埃、如草芥，永遠是依附在男人的身上。「只聞新人笑，誰聽舊人哭」不斷上演在歷史中不曾下檔，這是女人的悲哀卻也是女人的不智。

跨越古今，每一場女人的鬥爭如同「困獸之鬥」，從傳統走入現代更趨於複雜。民族形式不過是一場文化之中的傳承與保留，誰跳脫得出這桎梏與枷鎖。「婚姻」與「人性」始終隱藏著民族性的內心思維，所表達出的語言、文本只能說是外顯可以窺見的一角。而這些也一直是大眾文學之中所「喜聞樂見」的題材，透過現代的文字和手法更加突顯內蘊的民族性。

三、戲劇之中大量的象徵用意突顯民族性色彩

一開場的頌蓮站在碑前－「古篆字的碑文」面前，就意味她自己的人生與歷史交流成無法跳脫的漩渦，走向歷史的桎梏也是讓歷史在人生畫下監禁的代表。其次，如果單就「紅燈籠」是無法表現內心的變化，將顏色的「冷與暖」，運用在人物的言行舉止之中無疑是驚駭的。令我想起紅樓夢中寶釵的「冷」，站在燈火通紅處的頌蓮和從夜色中出現，卻不發一語的老爺子，呈現明顯的對比。加上頌蓮「舉燈」和老爺子「觀賞」的動作，不用過多激烈的言詞，點綴出傳統父權的高漲和女性含辱的蹂躪意味。

而戲中一幕，頌蓮正等候老爺的挑選，伴隨著京劇音樂，場景出現一個老漢像戲子雙手提著燈籠邁著碎步走來，主子佔有眾多奴才的佔有感和虛榮，奴才的得意和失意，全在此一幕中。這一幕寫盡了人生的虛幻和荒唐，社會的險惡和虛偽，人生如戲，人生如夢。

燈籠底下的大奴隸對於小奴隸（如二房對三房、頌蓮對雁兒）的排斥與打擊，隱射一場又一場富貴榮華的象徵。

兩聲「罪過」都與頌蓮有關，第一場罪過出現在頌蓮初見正室時；第二場出現在梅珊死亡之後。第一場是大太太說出陳府老爺的無恥與好色（大太太的年紀足以成為頌蓮之母）；第二場老佣人譴責頌蓮無意的透露，造成梅珊的死亡。這場悲劇隱喻被害人有意與無意之間所造成的憾事，如同文化大革命時，每個人都受迫或迫害著他人。每場對白之中都揭示著人性，也傳達著社會裡虛偽又寫實的人生。

参考書目：

《眾聲喧嘩的文學花園》（Literature of Modren）王嘉良、金漢、胡志毅編著

                                      雅書堂文化事業2005年三月初版

《表演中國》（Performing China） 周慧玲著 麥田出版 2004年初版

《現代文學與文化想像》        陳麗芬著 書林出版 2006年一版

参考影片：

《大紅燈籠高高掛》（Raise the Red Lantern），導演: 張藝謀 演員: 鞏俐，何賽飛，馬精武，曹翠芬，1991

圖片引用網址 ：  http://movies.wretch.cc/new/plot/Lanter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