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覺博士夢？

　                                 │從博士高失業率談起　　　　周以正

　近十年來政府欠缺總體的高階人才培育計畫，任由高教體系盲目擴張，每年製造出六萬名以上的碩士與四千名博士。據報載二○一三年全國預計有六千八百三十二名博士生畢業，然而業界開出博士資格相當的職缺卻僅三百四十二個，亦即本年度畢業的博士有九成五將面臨「兼職打臨工」、「低薪高就」或「畢業即失業」的困境，宛如「玻璃瓶裡的蒼蠅」，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找不到出路。

　高等教育的目的本當培育出具有獨立思考、專業學習與創新研究能力的菁英，藉由理性的思辯與科學治學的方法，解決社會問題、創造社會價值與增進人民福祉。然而，台灣學術界是一個沒有自信、欠缺本土思維且被「學術殖民」的封閉性社群，在所謂「國際化」的前提下，多數學者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台灣社會的實際需求，盲目地追隨歐美思潮，進行與台灣社會脫節的學術活動，在官方以ＳＣＩ與ＳＳＣＩ等論文指標做為大學教師評鑑的主要量化依據的推波助瀾下，「集點數換乖乖」成為生存的法則。於是，優秀的大學教師把研究室形塑成量產論文的工廠，研究生則淪為生產線上的血汗勞工，時間與勞力被搾乾的同時，也扼殺了創造的潛能與對土地的關懷。十餘年來，台灣的ＳＣＩ論文數暴增了三倍、EI論文數暴增五倍，高教體系的確訓練出一批讓政府滿意的快速量產學術論文的paper machine，卻也製造出一大群與台灣社會疏離的博士。

　教育部高教司長黃雯玲說：許多高科技產業表示國內博士只懂理論，且「年紀太大」，實在「很難用」。國民黨某立委也認為：他的助理不喜歡用博士，因為連請他們端個茶都「很難」。凡此種種反映出台灣多數業主心態的偏頗。長久以來台灣企業缺乏遠見、不重視研發，不圖產業的提升，利潤植基於政府的各項租稅優惠，競爭力來自於Cost down(節省成本)，只求可即時上線的勞動力，並視員工為可撙節的成本而非用以提升競爭力的資產。在這樣的企業文化下，鮮有公司願意雇用博士。

考試院長關中曾經抱怨高階文官素質不夠，表現不符各界期望。高考一級考試是現行等級最高的文官初任考試，應考人須具有博士學位，錄取後以薦任第九職等任用，然而自一九九六年舉辦至今，歷經十六次考試僅錄取二十八人，其中一九九四、一九九九、二○○四、二○○六、二○○九等年度無人錄取；二○一二年高考一級，由於「用人單位不願提缺」，中央與地方政府所屬機關僅衛生技術類科提缺一人，因此這個高階文官進用制度著實讓人有「看得到吃不到」之感。反觀「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轉任機關雖僅限於國安會、國安局、國防部、退輔會、海巡署及其所屬機關與役政、軍訓相關單位，自二○○三年迄今竟有一○三個將校轉任成十職等以上高階文官，這項考試單一類科錄取率常達百分百，二○一二年錄取率亦高達四成二。在這種選擇性的考選制度下，實在難以拔擢出量多質精的高階文官進入公部門服務。

　台灣是一個人才大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佛里曼曾說：台灣不產石油、沒有礦產，卻充滿最珍貴的資源-Brain Power(腦礦)。因為教育就是台灣國家競爭力的最大本錢。台灣高教體系培育出來的博士的知識與技術只要能適才適所的安置，一定更能發揮所學貢獻長才。

　台灣缺的不是人才而是舞台，這個舞台的建構，刻不容緩。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