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新聞的第一個時代：獵巫、反猶太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症

西蒙·席琳·馬歇爾

奧塔哥大學中世紀文學教授。

新冠病毒“實驗室洩密”的故事顯然不會很快消失。關於這場大流行始於武漢實驗室意外釋放病毒的理論不斷重複出現——最近的一次是在美國參議院共和黨人本週散布的一份報告中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能源部和聯邦調查局也認可了同樣的理論。這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故事——但作為中世紀主義者，我們可以告訴你我們以前來過這裡，我們應該對簡單的指責敘述保持警惕。

實驗室洩漏理論仍然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合理假設。然而，圍繞它的許多討論都表明了魔法思維的“傳染效應”——相信可見的效果在某種程度上被與其起源相關的隱藏本質所污染。

保守派媒體中仍然瀰漫著的焦慮情緒與中世紀歐洲不斷升級的水井中毒指控相呼應。這些事件在 14 世紀中葉爆發為大規模暴力事件，並在後來有關女巫能夠調製毒劑的傳說中得以保

在抗生素和科學解釋的時代，我們喜歡認為自己比我們的祖先更先進。但我們對陰謀論和仇外心理早期歷史的研究講述了一個更複雜的故事，即神奇思維如何繼續影響我們對大流行等災難的反應。

有毒粉末和瘟疫

對傳染的恐懼往往源於對疾病未知或知之甚少的方面的焦慮。在大流行的最初幾個月裡，我們當中誰從未感到有必要對我們的雜貨或郵件進行消毒？

我們目前的研究“假新聞的第一個時代：獵巫、反猶太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症”探討了中世紀出現的神話如何仍然被用來為現代暴行辯護。它顯示了傳染效應如何導致替罪羊和錯誤的指責。疾病的威脅來自於可疑的“其他人”——比如中世紀的猶太人，或者今天的中國實驗室。

當猶太人被指控在 1348-49 年投毒井導致鼠疫爆發時，與他們相關的“傳染病”既是字面意義上的，也是隱喻意義上的。猶太人被指控用蜘蛛、蟾蜍和人體遺骸調製有毒粉末——這些成分形成了一系列令人厭惡和害怕感染的物品。

但猶太人也被認為是可疑的，僅僅因為他們是猶太人——異國宗教外來者，可能與其他城市的同教者有聯繫，或者可能遠離家鄉。人們擔心猶太人的存在會污染基督教社區，中世紀的傳教士也毫不羞於這麼說。

我們可以將這種傳染稱為“神奇的”——擔心與不信任的局外人的簡單接觸會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們容易受到我們不理解的影響或活動的影響。我們應該注意：在毒害井的指控中，這些恐懼導致了對中歐猶太社區的大規模屠殺。

個別猶太人受到酷刑，被迫承認有罪，然後與他們的社區一起被謀殺。他們被指責為瘟疫的傳播和破壞的罪魁禍首。傳染效應很容易讓中世紀的基督徒相信，一種可怕的疾病一定起源於那些已經被認為可疑的人。

恐懼和迷信：一幅蝕刻畫描繪了中世紀的鞭笞者祈禱免受瘟疫的侵襲。 蓋蒂圖片社

陰謀與基督教

關於實驗室洩漏是大流行起源的理論也存在對魔法傳染的類似擔憂。責備是一種強大的動力。我們仍然被這樣一種觀念所左右，即必須由某個特定機構負責，而不是不可預測的病毒突變過程。

唐納德·特朗普早期散佈對“中國病毒”的恐懼，很容易分散人們對他自己的政府在疫情大流行初期的失敗的注意力。

就像中世紀的公民領袖一樣，對於一些政客來說，用指責的故事來平息人們的憤怒和焦慮比承認失敗和未知更容易。

研究實驗室洩漏假說的理由有好有壞。使用該理論作為瞄準和懲罰敵人的方法是一個糟糕的理由。因此，先驗的假設是，每一個重大事件背後都隱藏著邪惡的意圖，這是古代和現代陰謀思維的基石。

對於這種思維方式，我們應該保持警惕。它往往會致人死亡。當猶太人被指控在中世紀的歐洲投毒時，許多人認為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摧毀和根除整個基督教”。

病毒式的神奇思維

在某些政治領域，實驗室洩漏理論是類似文明鬥爭的邊緣，中國人是秘密從事各種計劃以統治或摧毀西方民主國家的惡棍。

此類指控試圖在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保持連貫性，並提出一種令人放心的清晰因果敘述，而不是隨機的機會。

關於 COVID-19 起源的一些問題可能永遠無法得到解答。對於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想法。然而，如果我們要干預這種過度反應、陰謀論和指責的歷史模式，我們就需要誠實地面對我們知識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