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hkreporter.com/talks/thread-1143811-1-1.html [港事] 支那人幾千年來的國民性格是如何演變的

都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過，民族性格卻不斷變遷。翻開《春秋列國傳》，你會發現，那時的支那人特別有血性。趙氏孤兒，七百壯士，聶政刺俠累，荊軻刺秦王，一個個動人心魄的故事，演繹了那個時候男人們的壯烈與決絕，告訴後代什麼叫輕生重義，生死相許。
讀春秋故事，你會驚異於他們的單純和透明。春秋戰國時的支那人，活得有聲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後人看來，他們也許有點幼稚，有點簡單，但卻像少年人一樣讓人感覺到生命的挺拔和亮麗。
　 在周邊民族還處於沉睡中時，支那人已經開始了思想啟蒙。那個時候的支那人思想活躍，智慧奔放，智者輩出，學說林立。進入思想青春期的他們充滿了創造的衝動和訴說的欲望，在早期支那文明史的天空中噴發成一道道絢麗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長。一個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內心冷酷的男子揮劍過早結束了支那的青春期。秦始皇的過錯不在於他統一天下，也不在於他修築長城，而在於他視天下人為自己的獵物。他的老師韓非子告訴他，人是一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他們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懼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統治天下的方法 就是“執長鞭以禦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就像對待拴在車子前面的牲畜一樣。
這個歷來被支那人視為雄才大略的人創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礎上的統治方法，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奴隸，變成了勞工，變成了為他駕車的牲畜。他“焚書坑儒”，“以吏 為師”，“以愚黔首”，取消了民眾的自尊和思想，終於達到“偶語者棄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支那人的群體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殘，人的尊嚴大打折扣，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者開始更能適應這個嚴酷的社會。
漢高祖劉邦就是一個典型代表。楚漢戰爭中，劉邦被殺得大敗，帶著一對兒女和謀士滕公坐著一輛大車逃跑。為了讓車子跑得快點，劉邦好幾次把兩個孩子推下車，都被滕公又拉了上來，氣得劉邦“欲斬之者十餘”。項羽威脅劉邦要殺了他的父親做肉醬，劉邦卻一副嬉皮笑臉，告訴項羽做成了肉醬別忘了分他一杯嘗嘗。
史書記載，“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他極富親和力，看門的和大頭兵和他都能一見如故，然而一轉臉又能忘恩負義， 剛剛坐定了天下就開始殺戮那些為自己賣過命的戰友。這個滿嘴粗話的地痞的勝利，宣告項羽式的高貴、矜持、理想主義已經不適於大一統之後的支那，而隨機應變，不擇手段的卑劣之徒卻能脫穎而出。
秦漢以降，支那被安置進一套日趨成熟的“王霸雜用”的統治制度中，支那人民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保留了上古社會一脈相傳的稚拙單純。中華文明遙遙領先於四鄰，支那人民充滿了泱泱大國的自豪和自信。這種自信在盛唐時達到頂峰。
盛唐是支那人永遠的回憶。那個時候，支那是全世界最富強的國家，中華文明的燦爛光華一直輻射到歐洲。支那的四鄰紛紛向支那表示由衷的敬意，毫無保留地向中國學習。長安的大街上，陳列著歐亞大陸各國的貨物，隨處可見來自各國膚色各異的商人和求學者。那時候支那人人格的基調是陽剛，開放，樂觀，健康，進取。他 們還沒有學會裹小腳，談道學，立牌坊，沒有發明出那麼多莫名其妙的清規戒律。女子喪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離婚，文人用華美的詞賦公開歌頌性愛，詩人們用清新的詩歌表達生命的熱情。支那歷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現在那個時候，他為人理智而又富於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眾。最偉大的詩人李白也 出現在盛唐，並且也只可能出現在盛唐，他飄逸豪放的詩風充分表達了那個時代的胸襟和氣魄。
然而，多災多難是這片土地的宿命。唐朝之後的一千年間，支那大地上政權不斷更迭，外族屢次入侵，給我們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改朝換代”這個詞在支那人心中的意義也許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支那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之大義。一女不嫁二夫，一 臣不事二主，改朝換代對每個人特別是每個士大夫來說都是一個考驗。改朝換代就像一個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華民族就要被縛上去，生割活剝，從一個家族的權力骨架上剝下來，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雖然每一次都會有無數的人“投井”，“墮城”，“闔家自焚”，然而，大多數人最終還是得選擇屈辱地活下來。這 對大部分國民來說，無疑是一個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過程。
不幸的是，支那的皇位實在太誘人了，歷代皇帝都為保住皇位絞盡腦汁，然而改朝換代之頻繁還是獨一無二。不要說沒有日本那樣的萬年一系，甚至也遠不如古代朝鮮王朝那樣穩定。自唐亡之後，支那歷經五代十國兩宋元明清。僅僅唐宋之間短短的54年，支那北方就換了梁唐晉漢週五個王朝。其中最短的後漢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鋼材，你反復彎折它也會金屬疲勞。再質樸的民族，在這樣不斷的尷尬面前也會變得冷漠。支那人的自尊和自信，本來是建立在忠孝為本的道德之上的，然而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對“忠義”的摧殘，都是對“投降”的獎勵。“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馬燈式的攘奪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諷，使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持、相信和認真。單純和剛烈在這一次次彎折中漸漸消退，維繫這個社會的道德綱常日漸被架空。不管從哪個方向來的大兵進城，都會有人熟 練地插上順民的牌子，擺上香案，跪在城門兩邊迎接。儘管這是極為少數的民族敗類。
然而更大的驚詫還在後面。宋朝之後，跪迎大軍的天朝子民兩度發現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曾經臣服于中原王朝，嗜食腥膻的遊牧“蠻族”。對於中原人來說，這又是 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擊。在蒙古鐵騎野蠻的屠城面前，原來的天朝大國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為“末等公民”的恥辱，忍受長達百年的蒙古貴族**。滿洲人南下， 漢族人的境遇更為難堪。每個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頭髮剃去，只留下頭頂銅錢大一點，梳成一根辮子，作“金錢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狀態下人格健康當然要受損。宋朝雖然衰弱，卻出現了楊家將、岳飛、文天祥這樣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草根民眾的抗爭也風起雲湧。在此之後，越來越多的人習慣了靈魂和身體的分裂。他們越來越熟練地把大道理和實際行動分開。越來越多的支那式智慧發展起來，比如“好死不如/賴活著”，比如“唾面自 幹”，比如“退一步海闊天空”，比如“個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誰又能說抗日戰爭期間出現那麼多大大小小的漢奸，純屬歷史偶然呢？
和改朝換代、異族入侵交錯相伴的，是專制統治的日趨嚴密。
從秦始皇開始，幾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怎麼樣才能保證皇位永遠不讓他人染指？
　　這個問題是秦朝之後一千三百年間支那政治的全部焦慮所在。每一個皇帝都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千方百計扼殺民眾的活力，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社會穩定。為此，就要防止人們獨立思考，阻止人們自發組織，消滅任何能對皇權構成威脅的勢力。
不論統治者在整個社會中所占的人口比多麼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絕對權力，社會就會不可避免地向著他所希望的指向發展。不管這個方向是多麼荒謬，對絕大多數人們來說是多麼的不合理。於是，一千三百年間，支那社會始終堅定不移地走向越來越嚴密的專制和越來越死寂的僵化。
繼秦始皇創立了大一統制度以後，漢武帝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推行思想專制。唐太宗通過科舉制度，把全社會的智力資源集中到功名利祿這一個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動的多極多向發展。元朝皇帝們強化裏甲和連坐制度，不許漢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許用菜刀。朱元璋則取消了丞相制，憑藉小農本能，把支那社會蛻 變成了一個大村子，他自己充當事事都要管的村長。全國老百姓穿什麼樣的衣服，住什麼樣的房子，房後種什麼樹，院子裏養幾隻雞都得由他一人規定。清代乾脆連內閣也取消，徹底把天下變成一個人的天下。為了不讓人們亂說亂動，清代最偉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獄推向極峰。一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 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精神病患者發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淩遲處死。文字獄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們的智力接力，使得支那的專制制度達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支那社會終於融成了鐵板一塊。這個社會的本質特性就是超穩定，對任何改革的願望都給以毫不留情的打擊。由於不惜代價以換取穩定，千餘年下來積累了無數的弊病，然而想要改變一點，卻幾乎不可能。數億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錮，活力被有效扼殺，每一個社會 成員，都如同帶著沉重鐐銬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國觀察家所說的那樣，極端麻木然而又極端富於忍耐力。
支那歷史越往後翻撿，人文氣息就越淡，高貴、仁慈、寬容、尊重這些美好的字眼越來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來越重的猜疑、自私、殘忍和卑鄙。朱元璋的兒子朱棣奪得皇位後，把敵人的女兒們送到妓院去當妓女。有一天，太監稟報他說，這些妓女們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奸。年小的都懷身，節除(夕)夜生了個小龜子， 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朱棣聞聽，哈哈大笑，說道：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的樹兒。
明朝後期，太監魏忠賢在朝廷畸形的權力變遷中居然成了主宰大明命運的人。這個賭博喝酒之外一無所能的文盲加地痞把大明天下攪得天昏地暗，然而卻有無數翰林進士公卿大臣拜倒在他門下，做他的乾兒子。
　　上述分析當然是粗線條，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嚴謹不全面的。然而，有一點是不證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種生物性狀背後都有基因的決定一樣，支那國民性的所有負面表現都可以在漫長的支那歷史上找到原因。
曾經有無數熱血沸騰的仁人志士，看到了這個社會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進行改革。然而從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到康有為維新，幾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場都是身敗名裂。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前進。
在暴力和專制面前，先人們進行過壯烈的抗爭。支那歷史上有過無數次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掀翻過一個又一個專制王朝。然而，不論反抗多麼頑強多麼壯烈，最終還是沒有逃脫被征服的命運。無數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減半的代價，並沒有換來人民權利的伸張，反而使專制制度越來越嚴密。
所以，鴉片戰爭後來到支那的西方觀察家們看到了這樣的景象：“這種忍耐力導致了在支那所看見的最悲慘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奪取，然而近處卻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餓死了。對這種古怪現象，支那人已經習以為常。”外國人奇怪的是，災荒年月那些饑餓絕望的難民，“卻不團結起來，向地方官員要求一些救 助”。外國人反復地詢問這些災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在支那歷史的官場上有一條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清官在官場裏註定混不下去，貪官卻能如魚得水。所以一些人不認真，差不多就行。支那人講究中庸，圓通。只有沒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許多場合如魚得水吃得開。
一些支那人缺乏堅定信仰，是因為從一定程度上說整個支那幾千年來就是個劣性競爭的大舞臺，越是心狠手辣背信棄義表裏不一如劉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當然他們必須有足夠的演員素質，能裝得仁義無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慘敗，比如那個好面子的項羽和聖賢之書讀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於 帝王們的無恥表演和破壞性使用，仁義道德三綱五常的效用實際上很早就部分破產了。我們在歷史上經歷了太多的欺騙，所以我們不太容易信任何東西，並且也不相互相信。皇帝總懷疑功臣們要奪取皇位，所以必須殺了他們才能放心。連最仁慈的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門殺了自己的兄弟之後，還毫不手軟地把他們的兒子們也都殺 光。
所以我們缺乏合作能力。朋友合夥做生意，最後會因為錢而成為仇人，因為誰都懷疑對方多吃多占；在封建大家庭中，充滿了勾心鬥角小肚雞腸。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語：一個支那人是一條龍，三個支那人是一條蟲。
正如魯迅所說，支那歷史上只有兩種時代，一種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種是暫時作穩了奴隸的時代。過去的支那人從來沒有過當家作主的感覺，這個國家只是別人的私產。他不過是別人的奴隸，所以沒有必要替別人去珍惜什麼東西。人們只會愛惜自己院牆之內的東西，對院牆之外的東西，同樣的人們卻有著旺盛的破壞 欲。路燈雖然並不礙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壞；漂亮的廣場，可以毫不心疼地弄髒；雖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塊磚，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