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台灣產金史，大底上會從基隆河砂金的發現，作為研究起點。   

    西元1889年(清光緒15年)夏天，台灣巡撫劉銘傳興築基隆、台北間鐵路，一名曾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產金區服務過的廣東省籍工人，他站在基隆河床上架設鐵道時，低頭下望河面閃爍的耀眼金光，偶然間發現砂礫中混有沙金，淘洗後發了一筆小財，事情傳開後，附近住戶紛紛湧至基隆河淘金，掀開了台灣採金的百年扉頁。 

  其實，台灣的採金史遠在元朝開始，就有產金紀錄，迨至西元1895年(清光緒21年)日人據台止，台灣金礦開採權已三易其主。清末台籍愛國詩人丘逢甲詩作中，便有「雞籠山畔陳雲積，辛苦披沙一水深，寶藏尚存三易主，人間真有不祥金。」，透露出採金心酸的一面。 

  台灣採金三度易主，首推台灣原住民率先發現金砂，後有漢人爭奪礦權，最後日本人據台後，以較高的採金技術，攫取大部分金脈成為最大獲利者。

   原住民的採金方法，是潛入河流中，將沉積河床上的礦砂撈回家汰洗得金。但是山胞採金不懂得使用，西元1890年(清光緒16年)的稅關年報中，即指出「蕃人採金而不辨用法，使金塊祕藏於土中深處。」此外原住民也會將金塊置於簍中，作為壓簍之物，委實十分可惜。

民國39年，臺灣銀行金融研究室出版的「台灣之金」，對於漢、番爭金之事有：「番人雖採金亦不知其用途，後為漢人壓迫，漸離採金地」的批注。因此西元1889年(清光緒15年)後，已少見山胞採金，而成為漢人逐鹿的天下。 

    西元1889年(光緒15年)起，到日人據台之前，漢人在基隆河的覓金動作，已循基隆河上溯到台北縣瑞芳鎮大粗坑，接著是金瓜石、九份、雙溪鄉牡丹坑等三處。推算藏量，金瓜石金礦有五百萬公噸；瑞芳九份海面以上有兩百多萬公噸，海面以下有六十萬多公噸；牡丹坑有十六萬公噸。   

    基隆河發現砂金後，各方採金人馬聚集，最高一日曾有3000人在河邊淘洗砂金，一度弄得河邊田園荒蕪，人與人間爭金奪利，更使主管官署忙不勝忙，西元1891年(清光緒17年)九月，第一次下令禁採，化解日益惡化的採金人互戕之風。

　　禁雖禁，私下開採者仍多。官方經過半年研究，西元1892年(清光緒18年)二月，巡撫邵友濂奏設「金砂局」，同時發扎指出：「基隆出產砂金，屬地方自有之利，應歸地方自受其益。現經派員會同地方官，督令本地殷實紳民，妥一章程，鳩及業戶、工人等分界辦理，不准外來客戶遊民混雜淘洗。」

     金砂恢復開採，採金的受益人終於落在地方士紳手中。最先受益的是淡北五大商合組的「金寶泉」商號。

     「金寶泉」在西元1893年(清光緒19年)正月起包租，認繳兩萬兩，包辦基隆河、九份、金瓜石的採金權(黃清連，1995)，採金人一律須向他領牌。「金寶泉」以一支牌照需付銀一錢半為價碼，每天至少有兩千人領牌，最多時曾達四千人，一年半租期下來，「金寶泉」獲利超過二十五萬兩白銀，比投下的資本足足賺了數倍。

   「金寶泉」的獲利豐厚，官方在第二年再度收回自辦，同時陸續發現小金瓜、大金瓜露頭，金砂局在九份設置，採金的重心，由基隆河逐漸移到金礦豐沛的金瓜石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