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雲書齋國學論文集》文選──

孟荀性論之本旨及其在治道上之意義（三）

◎吳碧玲．著 

（二）性惡之說是為治理庶民而立者

誠如龍師所言：「荀子是一位長於分析注重談辯的學者。」（註十九）則何以三十二篇中，學者獨於性惡之篇，指責此為荀子立說之「糾結處」、「十分糊塗之處」（註二十）或「牽強附會之處」（註二一）？此點龍師已辯甚明，本文之前言亦已言及。今本龍師之說，進一步探討性惡說之指涉對象。

先看荀子性惡之說。〈性惡篇〉云：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矣。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嘗）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禮論篇〉亦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聖人者，人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

這幾段文字，文意與前引《孟子》書中對於庶民的稱述：

「后稷教民稼穡，……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滕文公上）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梁惠王上）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盡心上）

云云，極為類似。

龍師言：「性惡說，不在於性之果為惡，而在於聖王禮義之不可無。」觀乎荀子此數段之文，確有如此的強調。然聖王與庶民相對，聖王為治理庶民而興──此所以亟稱於聖王禮義者，亦是所以亟言庶民也。而此有待「師法之化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必「為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者，非「治於人」者之庶民而何？「為之立君上」之「之」；「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之「之」；以及「先王惡其亂也」之「其」──則皆指涉於與「治人者」之「君上」相對之「治於人者」之庶民也。用聖王，用禮義，「使天下皆出於治」之「天下」，亦是指的「天下之民」也。

更明確的是，「今當（嘗）試去君上之埶，……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已明顯指出與「君上」相對，待禮義法正以治之者，即是「天下之民人」也。其次，上所引〈禮論篇〉之第二段，亦以「無方之民」稱述「不法禮」「不足禮」之人──凡此皆可證知「性惡說」之指涉對象乃係「治於人者」之「凡民」也。

再以〈性惡篇〉所舉之例來看：

「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

「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

此亦與孟子「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梁惠王上〉之意相類。但所舉禮義功效之例，僅及於父子兄弟孝悌之道，與孟子「性善」之為士君子立說之「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於行事格局上、於氣象上，顯然甚小矣──此固荀子「性惡說」乃指涉於庶民而言者也。

從上面所舉之例，可以明顯了解荀子性惡說之指涉與實義為何。然則荀子既不否認「人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性惡篇），且主張「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禮論篇）如果此「知之質」、「知之具」、「本始材朴之性」，可以相當於孟子之「善端」的話，則何以荀子於庶民百姓，不道性善（如孟子引《詩》言：「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逕言「性惡」？此可從二方面言之──

蓋自「性」本身而言，所謂「善端」，所謂「仁義之心」，實幽微而難以掌握的──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書‧大禹謨），所謂「幾希」者是也。孟子曰：「弗思耳矣，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告子上）；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嚮。」（孟子‧告子上引）是皆足以明此「道心」（或「善端」，或「仁」）之幽微而難以掌握；即使孔門之賢，能識而察之者亦已寡矣。

其次，荀子是嚴謹而務實的學者（註二二），重視聖王禮義是其基本思想（註二三），亦是其救世理想（註二四）之具體主張。則在此前提下，認為與其遵循孟子之「民之秉夷，好是懿德」，闡述那幽微不易把握的「性善」或「善端」，不如主張顯而易見、易於把握治理的「性惡」之說。然而，荀子又恐人真以為其確實認為「人性之果為惡」，使人君以為民惡而賊之也（註二五），則將大悖於其聖王禮義之旨也（其後衍生法家之流，秦政之暴，豈荀子之初心哉？）。故又於〈性惡篇〉同篇明言：「塗之人可以為禹，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以救之──一反其「長於分析談辯」之立說法則，故道此為學者所批評之「糊塗」、「牽強」，於邏輯思辯上「毛病百出」的「性惡」之論：欲使人有所疑而審之也！此遂貽二千多年來學者們爭論不休之學術話題也（非問題）！於此，筆者不得不歎：荀子真用心良苦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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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閒雲書齋國學論文集》。著作權所有。

《閒雲書齋國學論文集》/吳碧玲．著

2011年（民國100）12月23日出版

（本書獲台大、臺師大等多所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圖書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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