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歷史中的「隱形人」，曾深度參與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卻鮮少被了解和記念。如何以文字為鏟，在歷史土層中發掘他們的故事？一起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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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和神熱戀！」

今年五月，我跟著溯源讀書會的「尋蹤之旅」去了福建。領隊的是《獻祭者》作者施瑋老師，我們沿著這本書的主角宋尚節的足跡，尋訪他當年留下的佳美腳蹤。

幾個月過去了，有一幕場景一直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那是在莆田雙池巷的午後，太陽直直地曬下來，巷子窄得連風都繞道走。我們穿過老城區那些糾纏不清的弄堂，往一家叫「瘋燈」的獨立書店走。施瑋老師一路跟我們聊信仰，聊寫作，語氣鬆散，像拉家常。快到書店門口的時候，她忽然停下來，轉過頭，直直地看著我的眼睛，說了一句：「你要和神熱戀！」

我一楞，隨即笑了。心想：不愧是作家，不過相處了幾天，已經把我的底牌摸透了。我這人吧，做事沒什麼章法，隨性散漫，唯獨對真正在意的事情會一頭栽進去，不計成本，不計後果。後來旅行結束，我重溫2021年施瑋和另一位作家山眼做客「創文雲端講壇」的視頻錄像，才發現那天施老師談及如何成為被上帝使用的文字人時對我說的那句話，用詞已經算克制了。在那場講座裡，她反覆提到的表述是：為主癲狂。

發掘歷史的「隱形人」

講座開篇，施瑋講述了「銘賢書系」是如何誕生的。寫《叛教者》完全是出於呼召，她猶豫了很久才動筆，因為題材敏感，她也從未想過要寫教會歷史。但寫完《叛教者》之後，更多的歷史人物和線索像被撬開的泉眼一樣湧了上來，源源不斷。她越來越清晰地看見，這條路不是自己選擇的，而是上帝的帶領。

她發現，中國基督徒在現當代歷史中幾乎是「隱形人」——文學界沒有他們，教會對他們所知甚少，公眾則對他們充滿了誤解。而來華宣教士們建立醫院、學校、孤兒院，深度參與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但這些故事幾乎沒有進入公共記憶。於是她決定在美國成立出版社，專門出版基督教文學，第一套書系就叫「銘賢」，讓那些被遺忘的人重新被看見、被書寫。

《叛教者》，靈性文藝出版社

在「尋蹤之旅」中，施老師不止一次說：「我們這一代基督徒的使命，是把那段被掩埋的宣教史，重新放回中國近代史當中。」話音落地，四圍安靜，而我心頭某根弦被輕輕撥了一下。

那根弦震顫了很久，一個問題從我心底浮起：梳理中國近代教會史，是否就是我文字事奉那條更具體的路？我是否也能如施老師一般，以文字為鏟，在歷史的土層中細細發掘，讓那些為主燃燒過的生命被記念？這或許不只是我一個人的追問。每一個蒙召以文字服侍的基督徒，遲早都會在某個瞬間面對類似的問題：我的筆該落在哪裡？上帝給我的那塊地，到底是什麼？

為主癲狂

假如方向清楚了，緊接著另一個問題就追了上來：這樣的事工，究竟需要怎樣的人？

施老師的答案來得直接而乾脆。她說，要找和她一樣在主面前「癲狂」的人——那種「不在乎寫出來能不能發表，也不在乎要花多大力氣，都能豁出去」的人。要加入銘賢書系的書寫，必須滿足三個條件：神學基礎扎實正統、文學水平夠高、能為主癲狂。

前兩個容易理解，但第三個「為主癲狂」究竟意味著什麼？兩位作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

施瑋的癲狂，是完全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讓她筆下的人物住進來。寫《叛教者》時，她讓自己成為李夜聲，甚至在寫他得肺病的段落時真的病了。寫宋尚節之前，她用一兩年時間讓自己的禱告變得「不顧一切」，像宋尚節一樣瘋了一般地查經。她不是在寫一個人，她是在成為那個人，然後再用文字把自己倒出來。

山眼的癲狂是另一種。她本職是電氣工程師，有工作、有家庭，寫作只能在時間的縫隙裡進行。她說「把心志和時間都擺在神面前」，這就是她能給出的全部。她不會用幾個月去浸泡一個人物，但她用日覆一日的堅持，用每一個深夜和清晨，來回應那個呼召。

施瑋是火焰，蓬勃而狂熱；山眼是炭火，持久而沈靜。溫度不同，方式各異，卻都在為主全情燃燒。

看著她們，我忍不住想：我們這些蒙召以文字服侍的人，什麼時候真正為主癲狂過？受洗之初的那份炙熱，往往被時間稀釋成溫吞。日常的瑣碎、工作的壓力、家庭的責任，像一層又一層的棉絮，把最初的火焰裹得嚴嚴實實。我們也堅持靈修，也在文字事工上一步步往前走，但那份「豁出去」的心志，那份不計代價的擺上，卻常常在日復一日的平穩中被消磨了。相較兩位老師的全然燃燒，我們這點付出，實在微不足道。

「為主癲狂」這四個字，是一種深深的吸引，也是一種深深的刺痛。它像一面鏡子，照出我們裡面那個不甘平庸，卻又時常妥協的自己。

真實的兩種面孔

當為主癲狂的心志被重新挑旺，準備動筆時，下一個更具體的問題就擺在了面前：到底怎樣寫，才算是為主而寫？是忠實地記錄歷史，還是大膽地加入文學的想象？講座中段，施瑋和山眼聊到了虛構與非虛構的取捨。

施瑋說《叛教者》選擇小說形式，是因為有些關鍵點沒有直接證據，更因為她真正想寫的不是對人物的評斷，而是一個觀點：「我們每一個人在這種絞肉機一樣的時代，其實都是一無所有的」。只有小說，才能讓她大膽地進入心理描寫，呈現人性的複雜和軟弱。而《獻祭者》卻是用非虛構的方式，因為宋尚節本人的日記太完整、史料太充足。更重要的是，施老師想用真實來點燃讀者——「你要被點燃，當然是真實最能點燃人」。

這讓我重新審視「真實」。通常我們會認為非虛構比虛構更接近真實，但施瑋老師讓我看到，小說的「虛構」反而可能更深刻地觸及另一種真實——人性的真實，信仰在具體處境中掙扎的真實。

山眼的《行醫者》，用小說筆法寫真實人物。在她看來，史料是地基，文學是呈現方式，兩者的結合讓康成和石美玉不再只是歷史檔案里的名字，而是有血肉、有懷疑、有低谷、又有挑旺的鮮活生命。

這讓我想起自己想做的事——挖掘來華宣教士在上海的足跡。我一直在思考該如何呈現：是寫成嚴謹的史料匯編，還是加入文學想象？施瑋和山眼的討論沒有給我標準答案，但給了我一種看見：真實不必只有一種形式。如果我的目標不是還原歷史原貌，而是讓那些人活過來，讓人被他們觸動，那文學性的處理並不是背叛真實，而是對真實的另一種忠誠。

三位一體的寫作

「寫什麼」和「怎麼寫」只是第一層問題，更深的那層是：支撐文字的究竟是什麼？在講座的尾聲，主持人向兩位老師提問：「在基督教歷史長篇創作的過程當中，如何兼顧靈性、史料、文學這三方面？」對此，兩位寫作者再次各抒己見。

山眼思路明晰：史料是基礎，文學是表達，靈性是真實呈現人物的信仰生命。她特別點出「作為基督徒去寫」與「作為非基督徒去寫」的本質不同，那種對人物靈性掙扎的切膚理解，是非信徒難以觸及的。她的回答理性、條理分明，像用工程思維拆解了一道複雜命題。

而施瑋說，她沒有那麼理性地去平衡三者，她的方法是「功夫在詩外」。寫作之前，先讓靈性預備到位，讓自己和人物合一，然後在寫作中不再刻意想靈性的事，因為靈性已經成了她的一部分。她說：「我每寫一本書，就像演員演一個電影一樣。」

兩位作家理性與感性兼具的分享，讓我這樣一個有明確文字事奉呼召的人，收獲頗豐。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也看到那條路並非遙不可及。

關掉視頻，思緒飄回幾個月前那個炎熱的午後。我問施瑋老師：「那要如何和神熱戀啊？」她莞爾一笑，說：「你喜歡神，就花時間跟祂相處，懷著熱情為祂做事啊。」

對我這樣天性散漫的人來說，唯有愛才是動力。去愛，才會不計代價；被愛著，才捨得放下。這份力量從神而來，涓涓不息。它不是律法催逼的「我應該」，而是心裡湧出的「我想為祂而活」。

也許，「為主癲狂」並不一定要像火焰那樣灼灼燃燒，也可以是像戀愛一樣，日復一日地靠近、陪伴、傾注熱忱。哪怕步伐緩慢，哪怕微小如炭，只要那份心是真的，祂就認得。而我，也願意為了這份亙古不變的愛，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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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吳琛

在書店泡大的孩子，焚琴煮鶴般囫圇吞書，唯讀聖言，細嚼慢咽，順天改命。癡迷古典樂，常年流連於歌劇、話劇、音樂劇現場，在音符的起落與台詞的縫隙裡，反覆聆聽關於破碎與救贖的隱喻。熱愛暴走世界各地博物館的藝術旅人，在繪畫與雕塑的縫隙間，辨認神聖敘事的碎片。步履不停，筆耕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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