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汪精衛過世了。已經77年了，吾人應該如何反覆揣摩他的內心深處和嘗試再度地定位他？
2018年6月29日，我首次發表有關汪的文章。當時，我研究和判斷汪的內心深處，所得出的結論是：很像《風箏》這一部由中國大陸播放的電視連續劇中的兩位主角，分別是被戴笠派到匪都延安市工作的「影子」，和被中國共產黨要求臥底在中國國民黨內部的「風箏」之後，我才從2013年1月出版的《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絕世祕密》得知說戴的下線（subordinate）就是汪。換言之，我的研判並沒有離譜，亦即與那一本專書所言基本上是吻合的。
眾所周知，戴笠是蔣介石的王牌間諜。問題是，那一本專書作者張有朋，他握有百分之百的證據說汪的確是（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的高級祕密工作人員嗎？我認為從1940年3月開始，汪精衛作為軍統鐵桿的純度很高、很高、很高。在台灣，張有朋是一位認真的媒體工作人員，不至於為了增加該專書的銷售量而刻意地譁眾取寵。須要知道的是，他的專書被趙怡副校長、《新新聞》週刊創辦人周天瑞等等齊聲推薦。
其實，在戰亂（的轉移陣地）時期，很多的機密資料會隨時會被燒掉的。在和平時期，一些中央政府的領導人物也會刻意地下命令、要求手下銷毀、塗黑和刪節一些敏感文件。
筆者挑選了一些標籤來加以描述、解釋和推論汪精衛。
有利於汪精衛的一些標籤：
一、大英雄。武漢國民政府（1926年12月～1927年8月），是由以汪精衛汪為核心的國民黨建立的，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中由廣州市遷都的第一個政府。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市成立了國民政府。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據了首都南京市。
「1938年春，長江以北地帶的戰勢呈膠著狀態。為打破僵局，貫通南北戰場，日軍將攻擊矛頭指向還從未經歷戰火的長江以南……。」1940年3月，醞釀了1年3個月，汪正式成為南京政府或者新政府主席。當時，終於能夠真心誠意的為國為民的他，心理才真正地取得平衡。
之前於1938年3月，被推舉為總裁的蔣介石在汪精衛的舊地盤的國立武漢大學於國民黨的重要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羞辱他，把輩分極高的他貶為副總裁。讓汪的後代更加無法接受的是，1946年1月，蔣還要求他的將領何應欽在還都南京市之前遷掉、夷平與國父孫中山的陵墓並列在一起的汪的墳墓。
汪精衛的健康在1943年8月開始惡化，此話的意思是他從此力不從心、無法真正的領導。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撰寫了以下的文字：他根據一些文件拿回部分的中國固有之疆域……，收回了杭州、蘇州、漢口、天津等日本租界……廈門鼓浪嶼公共租界……天津、漢口、廣州3個法租界；1943年6月30日，汪的外交部長褚民誼與日本大使谷正之訂立《關於實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條款》及「瞭解事項」，並就有關事宜互換照會宣布該租界將於8月1日由汪收回。至此，除了於1901年9月正式簽訂的為期30年的《重慶日本商民專界約書》以及重慶日本租界由國民政府收回外，其餘11個專管租界和2個公共租界均被汪收回。在此脈絡下，汪豈不是又變成了大英雄？
二、通款。2020年8月1日，一位享譽國際的講座教授對我指出：「如真要為他平反，即第一步須要找一個中性名詞來代替『漢奸』。英文的『collaborationist』在中文很難找到適當的同義字（因為它的翻譯仍然是通敵）……我為你思索了很久，認為你不妨考慮一下是否可以將『通敵』的觀念改為『通款』。我查了一下，通款，即與敵方同和言好之意……其次通款亦有互相表達友好之情……將汪精衛稱之為『與日通款者』，似乎比『通敵者』又向中間挪了一步。當然，希望另有比『通款』更好、更傳神的詞。如若不然，恐怕要特別造字了。」
筆者認為，曾經探索與討論過汪精衛的胡適、傅斯年和余英時加上金雄百、張有朋和李志毓他們恐怕均未想到或者斗敢提起通款這個比非自願的通敵（non-voluntary、involuntary、collaborator）還要中性一點的概念。
汪精衛死於1944年11月10日。胡適在2天之後的《日記》中，不但無隻字譴責汪叛國當漢奸之罪，相反大動憐憫之心寫道：「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可憐。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就這段文字的最後的15字，更加讓我覺得汪是一位大英雄，因為一旦被小日本鬼子抓到證據，扮演情報人員的汪必死無疑。
三、非自願的大通敵人。的確有些執行特殊人物的（高級）工作人員之所以扮演那個角色是被逼迫的。如果不順從的話，例如他的家就會分崩離析，亦即他的家人會死的死、殘廢的殘廢。就汪精衛的個案，他是被戴笠慢慢地說服的。
以下的文字值得吾人推敲：不能夠只研究與判斷表面的現象。沈碧慧在淞滬戰役期間曾是戴笠手下的「蘇皖浙抗日別動隊」的女特務。後來由於日本鬼子間諜機關的追蹤，沈被祕密逮捕，成為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的雙面間諜，化名阿香。
作為漢奸的沈碧慧對汪精衛做了工作，汪在1938年6月把武漢市的最重要的馬當要塞布防圖交給了沈。日本帝國的軍艦很快的就攻陷了武漢。可是，這算是汪提供「逆用情報」，亦即「為取信於敵方就不能不提供一定數量的具有實際內容的而又無礙大局的『情報』蒙騙敵方。」另外，汪也覺得蔣的部隊打不過日軍，所以提供有關武漢的情報沒什麼。換言之，情報是一把雙刃劍，同樣的情報有時能夠保護國家的利益但有時卻是剛好相反。
在1940年3月到1944年11月這段期間，汪精衛可以說是出色地玩了一場層次非常高級的諜報遊戲，因為東洋鬼子並沒有真正地抓到汪傳遞情報給戴的證據。長期為東京擔負起特別任務的川島芳子倒是認定了汪為重慶的間諜。所幸，當時的日本帝國也是重視證據的。
不利於汪精衛的一些標籤：
一、大漢奸。很多的中國人並不知道說何時應該使用漢奸這兩個字。只要是出賣了中國的中國人，這個標籤就會在戰爭時期貼在他們的身上。在和平時期，這個標籤是不適合用於一些不被喜歡的（政治）人物。
汪精衛的造化並不比楊度來的好，因為戴笠於1946年3月不幸的在南京市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無法為汪平反。死於1931年9月的楊也認識汪。國民黨罵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楊也被貼標籤為漢奸。上海大亨杜月笙曾經給楊每個月500大洋加上一棟洋房。周恩來在過世之前就說，請務必稱楊度為「中共祕密黨員」，因為楊是在白色恐怖最恐怖的期間加入中共的。一般大眾才知道楊背負著最深層的誤解。
1927年，蔣製造了412政變，而汪則製造了715政變，瘋狂地殺死了很多的中共黨員。就這樣，第一次3年半的國共合作宣告破裂、結束；不過，基本上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治。
二、日本人的傀儡。1941年冬天，在早已經淪陷的上海市，日本特務機關操控了整個汪偽政權特工總部，瘋狂捕殺抗日志士。
三、自願的大通敵者。在1940年3月到1944年11月這段期間，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還不會想到使用「collaborator」這個英文術語來描述、解釋和推論汪。
四、Collaborationist。這個標籤等同於漢奸。西方世界的認定是這個100%的賣國賊心甘情願的在戰爭時期為敵對勢力賣命。
（作者為美國紐約大學博士、前國立金門大學特別聘任教授）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