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時,上海碼頭實況。(鳳凰衛視提供)
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時,太平輪停泊在碼頭實況。(鳳凰衛視提供)

我媽結婚不久,外公、外婆就相繼去世,我媽下面還有兩個年幼的弟弟。局勢這麼動盪,不知道他們怎樣了?我媽到了鎮江,在那兒見到了兩個弟弟,佩琳17歲、佩琦14歲。兩人暫時依靠大哥過日子。但大哥情況也很不好,根本照顧不了他們。我媽很想帶弟弟們一起到台灣去,但她懷著身孕自身難保,一路上是生是死都無法預料,那裡敢保證弟弟們的安全和前途呢?

我媽猶豫了很久,還是不敢貿然帶他們上路,深恐萬一遭到危險,反而害了他們。畢竟我媽那時也才19歲,不幸的時代給了他們姐弟無法承受的難題與負擔。我媽當年沒有下決心帶弟弟們來台灣,心裡一直覺得是硬生生把他們拋棄了一樣。她自責、懊惱、後悔了38年,直到1987年重逢時,看到弟弟們都早已成年,各自有了安定工作和美滿家庭,才算了結一樁心事。

我媽回到上海四處打聽,找到了寧波附近「定海」這個還有船去台灣的小海港。好不容易在定海買到了船票,我媽正在為下一步發愁的時候,在碼頭遇見以前江蘇的一位「保長」蘇國民先生。人海茫茫,巧遇舊識,我媽這時即將臨盆,正需要別人的幫助,她急切地問蘇國民:「你太太來了嗎?」

「來了呀!」蘇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媽頓時感到一陣安心,現在有事可以找蘇太太商量了。

蘇太太邀我媽到她家去住,一下子解決了我媽等船時的所有問題。那時候,定海的船期很不穩定,買了票不一定就能準時上船。想上船的人太多,船位「超賣」的情況非常嚴重。碼頭上謠言滿天飛,有人說下午就有船,又有人說3天以後才能啟航,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時局太亂,唯一的辦法就是一步不離地守候在亂糟糟的碼頭邊上,隨時有機會就上船。

我媽住進了蘇家,發現租來的房子裡還住著另外幾個逃難的朋友。蘇太太手頭也不寬裕,每天只能煮稀飯給大家吃。不過,蘇太太總要在稀飯中濾出半碗乾飯來給我媽,她說:「駱太太快生了,得多吃點。」長大後,我媽常跟我們講,蘇家夫婦是她「一生的恩人」。

果然,到蘇家也不過兩、三天的樣子,我媽就肚子痛,要生產了。定海這地方有個特殊的風俗叫「見死不見生」,意思是說外人死在我家沒關係,卻不能在我家生孩子,免得外人把「福氣」都帶走了。房東見我媽要生孩子,硬是要她搬出去。我媽肚子痛得愈厲害,房東催得就愈緊,毫無通融的餘地。沒辦法,蘇國民夫婦只能扶起我媽,準備送她到醫院去生產。

夜深了,下著大雨,蘇家夫婦一邊一個地夾著我媽,沿著海邊朝醫院走去。從住的地方到醫院大約有3、4公里路,起先我媽勉強還能走幾步,接著陣痛愈來愈強烈,再也無法走路了。雨愈下愈大,海風呼呼地吹,蘇國民夫妻先是扶著我媽走,然後架著她走,最後簡直是拖著我媽走。蘇太太個子又小,我媽靠在她身上幾乎拽斷了她的膀子。我媽腿上滴著血,千辛萬苦地走著,孩子的頭都要出來了。但那還只是到了山腳下,醫院卻建在半山上面。我媽再也忍不住那撕心裂肺的疼痛,用最後的力氣說:「再也不能走了,要死我也死在這裡了!」蘇國民見狀,留下蘇太太看著我媽,自己跑到山上求援,帶了幾個人和擔架回來,才把我媽抬進醫院。

筋疲力盡中,孩子在大雨中的擔架上出生了,是個白胖的女孩,我的姐姐。

國事動盪,人民遭殃。我媽生了孩子以後,根本沒有得到醫院的照料。大部分醫生、護士都跑了,剩下來的人也都在商量他們的去留問題。醫院裡沒有東西吃,我媽在虛弱、無助與彷徨中還要撐起身子爬下山去買饅頭充飢。混亂、冷漠的醫院裡沒有人理睬我媽。其實,就是有人願意跟她說說話,他們也自顧不暇,沒辦法幫我媽的忙。好心的蘇太太肩膀被我媽拉得脫臼了,而且她家裡還住著很多人,所以也沒辦法來醫院探視。

我媽雖孤立無援、自身難保,處於極度困難的狀態下,但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同情心。她見隔壁床另一位剛生產的婦人,因為奶水不足,孩子餓得哇哇大哭,而我媽自己的奶水卻很充足。我媽問她願不願意讓我媽來幫她餵餵孩子?沒想到,那位營長夫人卻把我媽看成無家可歸的流浪人,一臉不屑地說:「呿!我的孩子這麼能喝『你這種人』的奶!」我媽好心沒好報,無端端受了一頓侮辱,令她萬分難堪,從此暗暗做了一個影響她一生的決定:「從今以後,不論遇到什麼困難情況,一定要自己解決,絕對不能讓人看不起!」

我媽在醫院稍微休息一兩天後,就抱起小娃娃回到碼頭繼續等船,想也不敢想還有「坐月子」這回事。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本文節選自《塵土上的陽光──海軍左營眷村憶往》,作者:駱雄華,出版:獨立作家(秀威資訊)。
本文節選自《塵土上的陽光──海軍左營眷村憶往》,作者:駱雄華,出版:獨立作家(秀威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