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緻的(sophisticated)愛台灣主義,文明與野蠻的辨證(更精緻的版本,參照龍應台)

轉引自網上,原作埔東,今直接改正

2006.02.18　 中國時報

蕭蔓／文

    我是在蒙特婁北京朋友的廚房飯廳裡，吃著油煎火雞肉，學會了這句歇後語。當時，我們正在談著怎麼能讓一位專門購併銀行的國際創投資本家，對一間尼加拉瓜大瀑布賭場裡的中國餐館有興趣砸錢？忽然，我的北京朋友淺淺地笑，他說：「咱們不是常說；有棗沒棗，打一竿子，」意思是「試試看」。

    我出現在上海，當時蒙特婁的兩個北京朋友也在上海，我們都長年住在國外，都對上海有著又熟悉又狐疑的感覺。

    不同的是，我是台胞返鄉，他們是回到祖國懷抱。我們可以一起在蒙特婁開加拿大人的玩笑，但是卻無法分享我們對上海人的不滿，即使，那些不滿的原因，是那麼的瑣碎而且不性感。

    我在上海七天，一直想到 Alanis Morissette 的一首歌「so unsexy」（真不性感）。這個城市或許有一年十一個月建成的埔東國際大機場，或許有法國人設計的人民廣場大劇院、德國人拉拔的每小時430公里世界最快的磁浮鐵路系統，也或許有新天地味道走樣的鼎泰豐，或是每個觀光客荷包都得出血一回的「蘇浙會」名牌餐館。

    我還是被那個追著我過街，死纏活黏堅持我一定要光顧隨手接過來的名片，上面印著「美髮上色新春跳樓價」，那個年輕小夥子大冬天穿了一雙塑料繫絆涼鞋；我站在屋頂上揚氣派摩登的大劇院前，狐疑自己，為什麼覺得上海，那麼不性感？

    ■不性感的上海

    像那首歌；「我竟然覺得這麼漂亮的人，如此不性感／這麼精緻的人，如此不可愛／我竟然覺得這麼有趣的人，如此無聊／這麼頭腦清晰的人，如此無知」

    總之，我去上海，不是為了抱怨來的，我對他們再多的不滿，只不過讓我自己像一個過氣的愛台灣主義者。現在的時興，應該是讚嘆、感慨、起立鼓掌，甚至快快加入，這一切關於中國的躍升；「中國猶如一家超大型企業，近30年的經濟成長快要締造三度加倍的紀錄，這樣強勁的成長力道可謂前所未見。」美國「金錢雜誌」記者費雪曼重複述說這個嚇人的數字，顯然他說的，大家早就知道了。

    我在加拿大的郊區IKEA賣場會遇見裝扮樸實的一家大小，看起來像工程師的爸爸，當小學老師的媽媽，還有三個平均年齡不滿十歲的兒女，他們同時齊聲跟我說「Ni Hao！」（你好！），眼睛裡沒有我80年代在歐洲人眼裡見過的同情與好奇，而是走在IKEA滿坑滿谷「Madein China」的商品貨架前，不知是敬是畏的？對我深長的注視了一眼。

    我能說什麼呢？「黑頭髮黑眼珠黃皮膚」，羅大佑早唱出了我們的共同符號；不論我如何再去東京青少年部門買衣服，還是看起來是個中國人──在燈光顯然不足隊伍擁擠的上海埔東國際機場，碩大簡體字看板標明我的附屬身份──「中國公民（包括港、澳、台）」

    駭！我真沒有其他隊伍可以排，除了乖乖把綠色的台灣護照收起來，拿出顏色更淡些的台胞證，順從的魚貫而出。整排的制服公安先生女士們，讓我立刻體會到文革期間那些令人不解的出賣與背叛，「群眾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毛主席早早就說過了。

    差別是，我是在台灣講求「分眾市場」、「小眾訴求」的行銷環境長大的，我連一張捷運車票都要放上我家狗狗咬著小餅乾的可愛照片，對於夾處在13億中國公民中，我有一種失去自我認同的惶惑。

    事實上，在上海，我才剛坐上第一部出租車，就已經快要失去了自我形象。話怎麼說呢？我住在新錦江飯店，旁邊是黑幫大佬杜月笙當年招待客人的會所（比那個周星馳急著想加入的「斧頭幫」殺進殺出的和平飯店，一晚貴上一百美金），而我的北京朋友住在希爾頓飯店，由一對對文化贊助頗大手筆的周性夫婦擁有著。我在這兩個洋人顯得渺小收縮，外地華人嗓門一個比一個嘹亮的五星級旅館，中間隔著幾年前我的斯文台灣財經記者朋友在這裡買不到包子的尋常百姓小街道（因為她說話習慣了客氣，她說；對不起，請您，能不能給我兩個包子？當下被當成討飯的處理，就是不予理會。）

    因為我曾經從頭到尾走過了這兩個旅館之間的這一段路，所以我特別對計程車司機試圖、故意、裝糊塗，或真的糊塗、迷路、搞不清楚方向，一清二楚。

    我總是在趕時間，像大部分愚蠢的觀光客，我既不願意遲到錯過任何節目，又不願意被敲竹槓花冤枉錢，於是我跟計程車司機的對話，總是非常上海式的「不性感」；我先說：「不要左轉，要右轉」，他（或她）說：「去希爾頓不是嗎？就是這裡走！」我說；「不對，是那樣走！」我開始用手指路，好像我們之間語言不通，司機仍然執意；「不可能，那條路現在不通！」我真急了；「怎麼會不通？我剛剛才走過的！」他從後視鏡瞧我一眼，大概看出我是那種相貌雖然和氣，但是有一股職場生涯鍛鍊出來開會務必簡潔的表達方式，我再說一遍；「你就照我說得走，我認識路！」這時，他低頭欠欠身，在狹窄的車座間，隔著髒兮兮的透明玻璃隔板，承認了錯誤；「是是是，是我搞錯了，」若是他想更表示一下自己的無辜與無心，可能會撓抓一下頭髮，整個過程真是讓你覺得誠心誠意的何必多此一舉。

    每天幾趟的計程車，半數以上發生同樣情節，到我離開上海的那一天，我幾乎已經累壞了這種來回的折騰，我想乾脆一上車就說；「師傅，我多給你兩塊錢，你就照我說得路走吧！別繞路、別拌嘴了。」

    這時候，我忽然想起我台北的一個籍貫上海人朋友，我想起她的犀利、效率，她的迅速、機警，我感到整個上海就像是有著一千六百萬個成功的她，跟失敗的她，那股勝利時的意興風發，那股失敗時的鬥智較勁，欸！真是個鬧哄哄的上海啊！

    在中國，西洋音樂會上，照例要唱唱歌，而且要唱中國人做的曲、寫的詞。從劇院高挑的LCD字幕面板上，碩大的螢光綠歌詞：「我的祖國媽媽，我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祖國媽媽，獻給你不謝的花，你收下吧，我親愛的祖國媽媽。」

    跟男高音多明哥同過台的女高音黃英是個上海人，24歲就擔綱電影版「蝴蝶夫人」主唱，台上她唱著義大利曲調「我的祖國媽媽」，還流了淚。

    台下，我仰著脖子看字幕，渾身不自在。我不能理解台上這些或是自己或是父母家人，多半都經歷過右派整肅的西樂音樂家（學西樂，那叫崇洋媚外，是右派份子毫無辯解的該死大帽子，）我狐疑，哪來的愛戀，竟然對他們急切匆忙離開的祖國，表達如此深情的一廂情願？

    而我對青少年禁過書、戒過嚴，上學被教官剪過頭髮、為迷你裙事件記警告的「我的祖國台灣」，可一點兒也沒有那麼溫柔。我老是跟著周圍的媒體、親朋好友破口大罵，從蔣介石到李登輝，從陳水扁到宋楚瑜，好像每個人，我們都有一肚子火。提起「國家」這個概念，我通常覺得那背後的一群人，拿著我每年避不掉的稅錢，胡亂糟蹋了；他們紛紛穿起手工西裝，卻沒把國家搞好了。

    我想黃英哭的，或許是祖國也是鄉土，祖國也是鄉親。

    ■樂得當台胞

    我還是樂得當我的台胞，其實也沒什麼不方便。例如在新錦江飯店吃早餐，我就可以比較自在的只吃一點點我需要的量，跟隔壁桌那些看起來顯然是「大款」（有錢人），或「大腕」（有權人），一口山東音、四川音，或湖北音的正牌中國鄉親，他們看起來，都還沒有學到自助餐all you can eat其實對身體是很大的傷害。一個穿著軍服的神氣男子，餐盤裡堆得老高，經過我的餐桌，跌下來一塊西瓜，差點弄髒我正讀的「解放日報」。

    我想起從浦東到浦西狠狠塞車的街道上旗海飄揚，瞥見一句標語：「與文明同行，做可愛的上海人」。

    穿著、訓練都很道地西化的高級場所服務員，讓你千真萬確的，明白文明的境界，其實就是有餘裕當一個禮貌、溫良、寬闊的人，而不是硬生生學著禮節、周到、奉承。

    我想在新錦江旅館留下我的顧客意見表，我應該這樣寫著：「不論再專業的國際餐旅訓練，重點是，你得設法管理他們的表情，如何不讓他們對客人的嫌惡或輕蔑，自然流露出來，這真是大挑戰啊！」

    上海希爾頓的老闆娘周太太，也大概是還沒有有餘裕到成為一個禮貌、溫良、寬闊的人，但她的財富又讓她覺得自己不需要學習禮節、周到、奉承。於是，當周太太經朋友介紹跟你打個照面，而你碰巧又不是政協或市委，她的表情，能讓你訝異一個人竟然需要累積那麼多的「輕蔑與不屑」來面對這個世界。

    而且，做為一個新貴，她的皮膚顯然保養得太差，需要徹底而密集的spa淋巴排毒，我秉著台胞熱情的爽朗，當下就把外灘最昂貴的法式Evian Spa告訴她了。

    是的，我每天晚上，回到鋪著厚軟地毯的旅館房間，都感情澎湃得無法像我在紐約、東京那樣，愉悅的打開購物袋欣賞我當天的瞎拼成績。多半，我只是拉上窗簾，把屋外昏暗污濁閃爍的上海街景，關在牆外。我想像，這個城市還只是中國的一顆大黃豆，還有一大堆數不清的城市、鄉鎮，都得從張愛玲的「秧歌」裡；「幾隻母雞在街上走，小心地舉起一隻腳來，小心地踩下去，踏在那一顆顆崁在黑泥裡的小圓石子上。」急切匆忙的成為衛慧的「上海寶貝」；「讓自己真正鑽進這城市心腹之地，像蛀蟲鑽進一只大大的蘋果那樣。」

    我跟朋友傾吐，說我到上海的第三天，就有一種失戀的傷心酸楚，我說；覺得自己像是長年累月偷偷愛著一個人，卻忽然發現這個人不但永遠不會愛我，而且這個人根本就是個不可愛、不值得愛的人。

    我又想到「不性感」這個感覺，任何人在上海，包括我那在蒙特婁風情萬種的北京朋友，都忽然成為尋常百姓，瑣碎、焦躁、面貌模糊。我甚至在施工不良毫無維護的斑剝天橋上，把她跟一個疲倦的貧下中農婦女，渾淆不清。

    這在台北、巴黎或是蒙特婁，都不可能發生的，我對美麗女人細節的辨識，怎麼也不可能讓我失焦到如此地步！但是廣碩的中國，怎麼都讓人失了焦，你不知道該讚嘆巨大的龍國養活了那麼多醒來就得吃飯的的人口？還是傷心他們的祖國媽媽粉碎了大部份人的獨立個體性？

    我出現在上海，一個急速成長、墮落的城市，一個搶著紅燈空檔，衝上高速公路，背著凍僵的娃兒，搖著塑料杯討錢的焦黃中年婦女。她手上連一竹盤香花也沒有，只是搖著塑料杯，匡瑯匡瑯，幾個一元硬幣上的菊花圖案，在冷風中抖動。

    我自己定的題目，「有棗沒棗，打一竿子」，覺得在上海，在這個全世界都伸長脖子，仰望這個「發達了！中國！」最佳表率的上海，每個人都「試試看」掄起竿子打一耙；進行各種的營生、各種的掙扎，盼望天上掉下點兒好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