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

﹝法﹞賈克‧阿達利著

導讀：噪音或造音?

──廖炳惠(台灣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

賈克‧阿達利(Jacques Attali,1943─)法國密特朗政府閣員，曾任密特朗特別顧問推動社會福利，熱衷於社會主義運動，對政治改革與新經濟秩序的問題十分關心。同時，亦為法國巴黎大學科技大學經濟理論教授，出版二十餘專書，內容從數理經濟到當代文化到新社會關係到安樂死到音樂，包羅萬象。其中，尤以自傳式的雜記與討論音樂政治經濟學的作品，最具歷史文化參考意義，備受歐美知識界重視。

《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Bruit: essai sur l'economie politique de la musique)是阿達利於1977年出版的專著，由法國大學聯合出版社發行。音樂界一般對該書評價是不予理會，或斥之為噪音，而一些後結構主義批評定與比較激進的音樂文化研究者，則認為它是有關音樂社會學的重要著作，可算是對馬克思與阿德諾(Theodor Adorno)等人的見解提出修正看法。作者持同情契入的態度，鼓勵讀者一起參與即興的社會大合唱，譜出個人與群體之間的新音樂。

阿達利的專業是經濟理論，他所吸收的思想是社會主義、後馬克思主義及後結構主義，因此在該書中他刻意強調音樂與社會秩序的操縱、掌握、預期行為有著密切而錯綜複雜的關係。換言之，藝術活動底下是經濟與美學的結合，整部音樂史是噪音如何被接納、轉化、調諧，進而傳播、製造出新社會秩序的政治經濟史。

阿達利舉的例子是希特勒於1938年所說「少了擴音器，我們就沒有辦法征服德國了」。從希特勒不斷以擴音器播放華格納的音樂，激起愛國情操，鼓動群眾情緒反應，便可了解到音樂與政治的關係是那麼密切深入。

為何音樂特別有政治經濟的成分呢？阿達利的解釋是聲音比影視更具滲透、爆破力量，正常人可以將眼睛長時間閉上，卻無法長時間把耳捂著，不接受外在聲音對身體、心靈最直接的影響。平常我們是以真善美聖的方式，來形容音樂的功能，總是假設音樂是純粹而超乎政治、經濟等實用層面。但近年來才開始有學者質疑「絕對音樂」的概念，提出音樂與社會、文化、種族、性別、差異、甚至與帝國主義的關係。

阿達利先假定音樂與噪音的經濟關係，然後確立音樂在政治、社會中調解差異，製造和諧，控制暴力(噪音)，加以監視、操縱、記錄、重新運用的文化作用，藉此質疑了音樂的「純粹」性格，而且他更進一步將音樂的生產、消費過程放在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天平上，衡量其各時期的意識型態控制、運用價值及規劃政治失序或凸顯新秩序的功能。

他把音樂文化史分成四個階段分別是：「犧牲」(sacrifier)、「代表」(representer)、「重複」(repeter)與「創作」(composer)。音樂家、演奏家、演奏場所及其機制在這四個階段中製造音樂，以便權力機器及其政治經濟取得合法性或類似自然的地位；而其關鍵是聆聽(ecouter)，因為沒人聆聽便產生不了音樂與其消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

聆聽音樂是一種政治經濟行為，因為音樂控制噪音，壓抑其他的聲音，使之沉默，以便表現某種特殊意義，通過「節奏」在時間上的持續變化陳述其「科學理性」信息，使新世界秩序逐漸在耳際成型，讓聽眾吸收美感意境及其律動所激發出的知識，發揮藝術的使用價值，一聽再聽跟著起舞，將社會中的亂象紛雜全部排除、淨化。

由於音樂對創作者是美感與喜悅，對聽眾是其昂揚、解放或純粹的使用價值，因此音樂不斷被包裝、推廣、再生或以教育的方式達成其交換價值，成為音樂中介或商人的文化成品。阿達利對音樂政治經濟的分析架構基本上是以生產、消費、分配這三個面向，來探討音樂機制及其歷史發展。

在第一階段，「犧牲」為其主要特色，這個時期從遠古、中古以至17世紀，大至以以14世紀為分水嶺，音樂家在這個時期扮演先知或娛樂者的角色。最早音樂與犧牲儀禮、法律密不可分，音樂、巫術、神話彼此強化政教作用，音樂是出神入化的統治媒介，雖然有民間樂者，但是朝廷、教會所任用的樂師不斷創出或複製象徵社會的秩序、神話及經濟關係，以便使權力集中在統治者手中。音樂是合法與維持秩序的調解者，以宗教或象徵的秩序調和社會上的不安、邊緣或暴力因素，以便人民景仰那些「以百姓為雛狗」的王公教士。

第二階段，從14世紀開始，教會與宮廷聘用樂師，讓他們專門為上層階級服務。此時多音曲調逐漸成形，音樂家的工作是將多音，調和在固定的宮廷、室內空間內，以簡單的樂器，取悅王公貴族。17、18世紀中產階級興起之後，音樂家的贊助者開始由新中產階級取代，音樂由聖詠、贊頌、詩歌的形式，轉為室內樂、奏嗚曲，讓中上階級的商人及其家庭成為愛樂者。1672年倫敦首度推出音樂會，從此音樂史變成以「代表」中上階級品味及其資源的生產及消費時期，音樂通過樂譜的出版正式成為中產階級購買的商品，而且國家也開始經營音樂，借此讓人民相信某些價值、品味、民族性。在這個「代表」期，音樂理論的主要成就是和聲，使得中產階級更能代表、再現、享受其所能吸收的和諧，以便制止或忘卻衝突。這個階段大致是18、19世紀，是古典或浪漫主義音樂最昌盛的時代。

第三階段，19世紀末留聲、攝影發明之後，音樂隨著收音機、唱片的大量流通而變得容易取得，因此喪失其宗教觀念的性格，也失去原創性及品味。錄音技術改變大眾的聆聽習慣，科學性的複制成為社會監控的工具。

第四階段，對阿達利而言，社會主義式的爵士大會合或自由爵士樂，那種即性式的街頭音樂，是新的希望與新的社會表現，又使音樂家回到街頭或「吟遊樂師」(jongleurs)的創作家身分，就社會各種近便的噪音、「樂」器(臉盆、湯匙、樹枝等)，自由創造各種聲音，不是刻意要與別人交換或買賣，只是純粹自娛或娛人，保留自己與他人的差異，但隨機應變，隨時加入或退出，自得其樂。阿達利在這種自由爵士樂中聽出新的「造音」及社會遠景。他所說的「重複」與「創作」在目前音樂中呈現著一種不穩定的結合狀態，彼此難分難解。在分期上，阿達利似乎偏愛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的「吟遊樂師」(流動、游戰、隨性的)，有其社會主義式的念舊情緒，這與他的經濟理論專業並不完全和諧；惟他所熱衷的新視野、新社會主義的締造，正是全書值得玩味的餘音繚繞部分。以自由爵士樂的創作觀來看阿達利，我們不得不佩服他的洞察力與一貫的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