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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07 14:56:41瀏覽1028｜回應0｜推薦7 | |
| 文章來源: 新華網 析美國人愛消費與中國人愛儲蓄現象 ——訪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李向陽教授 在後危機時代，如果我們判斷美國人的總需求要減少，隨之全球總需求增幅放緩，那麼，亞洲地區最稀缺的資源是什麼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技術，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場。誰能夠為這個地區提供足夠大的市場，誰就能主導亞洲地區區域經濟合作未來的發展方向。因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必由之路。近年來，關於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討論越來越熱——“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實質上是全球經濟的嚴重失衡”，這似乎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但全球經濟嚴重失衡的原因又是什麼？有人說，美國和中國實質上是世界經濟失衡的兩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消費和儲蓄嚴重失衡。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曾說，是中國的儲蓄助長了美國的房產泡沫，美國人太愛消費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太愛儲蓄了……究竟如何看待這一系列問題？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李向陽教授接受了《思想者》的專訪。 關於儲蓄、消費、投資的基本關系 《思想者》：有人說，美國和中國實質上是世界經濟失衡的兩端，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消費和儲蓄嚴重失衡。您認為這個說法有沒有道理？ 答：現在，國際上談論全球經濟失衡的時候，都把最後的焦點落在了美國的逆差和中國的順差上，認為這就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核心。其實，這是一種很表面的且不負責任的說法。 《思想者》：為什麼？這不是事實嗎？ 答：談論全球儲蓄與消費失衡，首先我們需要了解儲蓄和消費之間最基本的關系。實際上，一個國家跟一個家庭是一樣的，總收入無外乎有兩塊，一部分是消費，一部分是儲蓄，即收入＝消費＋儲蓄。在國家層面，按照經濟學的基本衡等式，儲蓄這部分是用作投資的，所以正常情況下應該是儲蓄與投資。這是理論上的平衡，在現實中從來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平衡，只有在全球層面上平衡才存在。 《思想者》：所謂全球經濟失衡和儲蓄與投資之間又是什麼關系呢？ 答：從一個國家看，儲蓄和投資是完全可以有差異的 ——如果儲蓄大於投資，簡單地說就表現為順差；反之，如果儲蓄小於投資就表現為逆差。這種差異派生出第三個等式：即儲蓄－投資＝順差（或逆差）。如果主要國家的這種差距過大：一部分國家逆差過大，另一部分國家順差過大，就出現了所謂全球經濟失衡。 《思想者》：那麼，今天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答：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匹茲堡G20峰會上指出的，全球經濟失衡是個客觀存在。簡單地說，實際上就是美國多年來的儲蓄小於投資已經不可持續了，換句話說，美國的逆差已經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過去20年來，美國一直是逆差，有逆差的國家肯定得有順差的國家。當今世界最大的順差有幾個地區，石油輸出國是一塊，再有就是東亞。這幾年，東亞最大的順差國就是中國。只要深入地看看這種失衡背後的原因，我們就不難理解這個問題了。 為什麼美國總是“不差錢” 《思想者》：根據美國財政部日前公布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中國2009年12月間，減持了342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所持美國國債降至7554億美元，雖然將美國國債第一持有國的頭銜再次歸還給了日本，但仍位居第二。 我們知道，美國一直是一種高消費與高負債並存的模式，它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逆差占全球的65％，可為什麼美國卻總是“不差錢”呢？有人說，中國是窮國，美國是富國，可是中國卻在“借錢”給美國，怎麼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 答：美國的逆差背後反映的是其多年來的負債消費模式，也就是靠借錢過日子。支撐美國過度消費模式的基礎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作為世界貨幣的發行者，美國可以通過開動自己中央銀行的印鈔機，來換取真金白銀，也就是其他國家實實在在的財富。這是支撐美國多年來負債消費的基本條件。反過來，美國之所以能夠通過印美元來借債進而進行消費，是因為其他國家願意接受美元。 二是美國的過度消費持續了這麼久，與美國產業的空心化以及部分產業國際競爭力下降直接相關。產業的空心化涉及很多問題。到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制造業占整個GDP的比例在 12％~15％之間，與此相對應，美國經濟增長只能依靠以金融業為主的虛擬經濟。而美國之所以這麼長時間致力於發展金融業，根本原因是它能夠通過金融業在全球財富分配中獲取最大的份額。 我們看上世紀80年代,美國還是一個凈債權國，美國人在海外的投資跟外國人在美國的投資相抵以後是一個正數，因而美國每年大約有3000億美元的凈投資收益。到2005年前後，美國的海外凈債務超過2．5萬億美元，而按照美國官方的國際收支統計，海外凈投資收益仍然為正。它作為債權國能賺錢，作為債務國還能賺錢，這是一個統計上解釋不了的現象。 所以，一個很直接的推理就是，外國人在美國投資的收益率要遠遠低於美國人在海外的投資收益率。這種投資收益率的巨大差異就是建立在美國發達的金融體系之上的，這是美國攫取全球財富的重要來源。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盡管手里有儲蓄，但並不能自動轉化為投資。就像我們的錢在我們這兒好像不是錢，只有到美國轉一圈才能稱做錢一樣。 中國人為何愛儲蓄 《思想者》：據說，我們中國是世界上儲蓄率最高的國家，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中國的儲蓄過度與消費不足呢？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因為大家對教育、醫療、失業和住房的前景預期不樂觀。 答：我認為，這要歸結為兩個層面的原因：一是國民收入再分配機制不合理。多年來我們國民收入再分配的重點是投資生產性項目，對教育、衛生、社會保障領域的投資不足。這種生產性財政模式多年來導致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造成消費者不敢消費。二是涉及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從統計上看，國民收入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工資收入，一部分是利潤。多年來，工資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斷下降，利潤的比例則不斷上升。 《思想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失衡的狀況呢？ 答：造成這種勞動收益和資本收益比例失衡與我們的很多改革不到位有關系。比如說，誰汙染誰治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但現在是企業汙染，政府拿錢治理，無形中就增加了企業的利潤。還有些企業對農民工不提供必要的保險…… 因而，如果說國民收入再分配只是限制人們的消費欲望，那麼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則限制了人們的消費能力。老百姓最終不敢消費的根源是他們手里沒錢。這是造成中國消費不足的第二個原因。當然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文化因素就是中國人傳統上就喜歡存錢。 美國的過度消費與中國的消費不足 《思想者》：您認為美國的過度消費與中國的消費不足之間有必然聯系嗎？記得美國《紐約時報》曾有一篇文章講，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創造出一種新理論，解釋美國人對外借款消費傾向。他稱，問題不是美國人花錢太多，而是外國人，尤其是中國人，儲蓄太多，他們能夠以低利率借錢給美國，為美國人的消費提供經濟支持。 那麼，中國的儲蓄真的助長了美國的房產泡沫嗎？而對“美國人太愛消費的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太愛儲蓄了，把錢就非常便宜地借給了美國人去消費。這樣形成了一個鏈條，最後導致了一場危機爆發”的說法，您認為這個話有沒有道理？ 答：美國的過度消費跟中國的消費不足，表面看起來是對應的，但是，綜上所述，實際上它們的形成機制是沒有必然聯系的。因此，有些人說美國的消費過度是因為中國消費不足造成的，實際上是混淆視聽。 《思想者》：有觀點認為，事實上正是美國通過各種所謂的金融創新工具，把全球對外金融資產演化為過度消費和進口，演化為金融泡沫，演化為全球性系統風險。 答：是的。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全球經濟增長得益於美國的負債消費。美國的負債消費拉動了東亞國家包括中國的出口增長，這些國家對美國的出口增長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然後，他們的外匯儲備又通過資本市場回流到美國，支撐著美國的房地產、國債，從而也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為美國的負債消費創造了條件。這種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循環，是支撐全球經濟過去十多年增長的主要機制，簡稱為“雙循環”。 應該指出的是，美國的這種負債消費模式已經不可持續了。一是美國家庭的資產負債結構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巨大沖擊。過去十幾年間，美國人的家庭負債率本來就上升得特別快。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美國的家庭負債與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致在100％，到危機前已經上升到了130％，家庭資產在危機階段又出現了大規模縮水。二是美國家庭需要提高儲蓄率償還其債務。據估算，美國家庭的私人儲蓄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就要減少1000億美元左右的總需求。 《思想者》：美國會改變這種負債消費的模式嗎？ 答：個人認為，美國原有的負債消費模式需要調整幾乎已成為定局。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要調整負債消費結構的態勢越來越明顯。除了私人儲蓄率提高之外，美國的調整在國際收支方面也已經顯現出來。2008年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還在6000億~7000億美元，到2009年的第三季度折合成年率已經降到了 3000億美元。此外，奧巴馬政府還提出要以“出口導向型”模式拉動美國經濟增長，這是個非常值得關註的動向。 《思想者》：為什麼這麼說？ 答：美國能做到貿易收支平衡就會對全世界的總需求形成重大壓力，如果他要致力於出口拉動經濟增長，那麼其他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包括中國就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有可能人為地要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促進美國出口。如果人民幣不升值，美元因通貨膨脹而貶值也等於是讓人民幣變相升值。雖然目前美國還沒有出現通貨膨脹，但美國政府一直在大規模發債，一旦人們對美國國債失去信心，美元就會陷入貶值。果真如此，美元貶值不僅有助於促進美國出口，還會向海外轉嫁巨額的債務風險。 中國該如何做出調整 《思想者》：那麼，您認為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全球經濟失衡？如何做出調整？ 答：中國是整個東亞國際生產網絡的組成部分。在這個網絡中，日本處於最高端，然後是韓國、臺灣地區，而我們處在最末端——組裝加工階段。由於整個東亞地區基本上都是儲蓄大於投資的，所以整體對區域外市場的依賴程度較高。東亞國際生產網絡的存在使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東亞地區對歐美市場貿易不平衡的惡名。因此，單獨讓中國做出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顯然我們既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義務。這涉及下一步亞洲能不能聯合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對於這種失衡，中國政府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就已經意識到它不可持續了。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項內容就是需求結構調整，即從原來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逐漸轉向消費、投資、出口協同拉動。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胡錦濤總書記也談到，金融危機為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倒逼機制。如何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落到實處，將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因為既要讓出口降下來，又要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還要承接東亞國際生產網絡上遊經濟體對我們的出口，內外部的壓力會非常大。反過來，如果我們能夠完成這種轉變，那對於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於中國下一步成為一個世界大國都是至關重要的。 《思想者》：您認為在後危機時代中國如何才能掌握主動權？ 答：在後危機時代，如果我們判斷美國人的總需求要減少，隨之全球總需求增幅放緩，那麼，亞洲地區最稀缺的資源是什麼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技術，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場。誰能夠為這個地區提供足夠大的市場，誰就能主導亞洲地區區域經濟合作未來的發展方向。因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必由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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